煤炭资源是我国使用最为广泛的基础能源,煤炭资源的权属安排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突出意义。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煤炭资源需求的愈来愈大,所产生的负面问题也愈加明显,包括资源浪费,安全事故频发,环境破坏严重等,说到底是对煤炭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造成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托物权法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调整得到法学界的共识。”1但是与传统物权制度强调物权的私人属性和意思自治的绝对性不同,煤炭资源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其物权化过程中“参杂”了很多公权力要素。在市场经济背景条件下,不仅需要明确煤炭资源的国有属性,还需要实现所有权基础上的行政权,而这种行政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行政规制。煤炭资源物权制度中的行政规制是以实现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用最大化为基本目标,强调自身结构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契合,几乎覆盖了煤炭资源从勘探开采到生产经营的全部过程。但是我国行政规制的相应实施却存在很大缺陷。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行政规制权力本身配置的不合理性;物权制度存在瑕疵;相关立法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传统行政规制模式的桎梏;行政规制监督的不到位等。针对这些问题及原因,要完善我国煤炭资源物权制度中的行政规制,就必须做到:实现行政规制权力的优化配置,确立针对煤炭资源物权制度的属地化规制,实现行政规制模式的转变,严格责任追究,加强规制监督以及实现行政规制方式的多样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