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我国60%以上人口的口粮来源。我国作为水稻生产大国,在悠久的水稻耕种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且不同熟制特征的三大稻作区。其中,长江流域稻作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单、双季稻作区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单、双季稻种植交替现象愈发明显,造成我国水稻产量波动。造成稻作制度反复波动的原因,除了土地、水资源、气温等自然因素及技术进步、劳动力、经济收益等人为选择因素之外,宏观政策、水稻供需变化等外部环境因素也是引起波动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流域稻作区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波动,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双改单”现象加剧,导致我国长江流域稻作区内双季稻播种面积与产量持续下滑,2003年跌至1980年以来最低点,粮食供应紧张。2004年始,国家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改革及财政补贴政策。在当时的水田耕地资源有限前提下,复种成为水稻增种增产的一条重要途径。此后一段时间,长江流域双季稻播种面积出现明显的反降为增趋势,该时间点的反弹式变化,是否与国家一系列补贴政策实施有关?2009年起,长江流域稻作区部分省份加强配合中央政策,相继出台一系列地方财政补贴鼓励粮食生产,特别是双季稻生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长江流域早、晚稻播种面积并未持续上升,甚至小幅下降。这是否意味着虽然财政投入力度逐年增加,补贴政策对于水稻生产的拉升效应正在逐渐弱化,甚至释放殆尽?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阶段下,哪些类型补贴政策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还具备扭曲作用?具体对哪一类农户能够产生影响?为了有效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并引导粮食生产向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稳量增质”方向转变,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新思路,那么探讨原有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在将来对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影响方向该何去何从,对未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未来的补贴政策方向,建立改革长效机制,具有指导意义。无论是从保障我国粮食生产,探究稻作制度历史演变现象背后的政策影响,还是从供给侧改革视角思考未来粮食生产的政策调控路径,评估已有补贴政策效应都显得尤为重要。在前人基础上,本研究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研究范围,重点选取湖南、江西两省,对目前中央农业“三项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地方财政补贴等进行具体阐述,并划分为挂钩、脱钩补贴两大类,分析各类影响机制不同的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的理论机制与实际作用,并讨论当前农业发展新形势下补贴政策的完善路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研究内容一:从宏观视角,以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省面板数据,观测中央及地方财政补贴总支出对四省稻作制度变化究竟是否产生了扭曲作用,以及财政效应是否随时间推移保持稳定抑或呈逐渐弱化趋势。研究内容二:从微观视角,探究现阶段时点下,各类不同影响机制的补贴是否仍然能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首先,统计分析湖南、江西省农户2014年稻作制度、要素投入、地方财政补贴获得等情况。进一步,根据影响机制不同,将补贴划分为挂钩、脱钩两类。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分析挂钩、脱钩补贴现阶段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结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挂钩补贴划分为双季稻补贴、大户奖励、农机购置补贴,分别厘清各项不同挂钩紧密度的补贴对湖南、江西两省农户水稻复种指数的影响。研究内容三:研究内容二中各项补贴效应是针对全体农户样本估计的平均效应,然而由于农户异质性,各项补贴可能对其中某一特征农户的影响效应被平均弱化。因此研究内容三在内容二基础上,根据农户补贴认知程度、经营规模差异、兼业程度差异对进行细分,分析各项补贴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影响效果是否有差异。实证结果显示:1、宏观上,从年均水平来看,财政补贴总支出对水稻复种指数提升作用明显,时间维度上,政策效应随时间延长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当前时点下,挂钩和脱钩对整体农户的平均效应均不明显,而挂钩补贴中的双季稻补贴对提高整体农户水稻复种指数有显著正向作用,大户奖励仅对纯稻作农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机购置补贴仅对大规模与纯稻作农户复种指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脱钩补贴,即中央农业“三项补贴”对所有农户均无显著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主要取决于在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市效应下晚稻售价的上涨,以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导致的家庭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未来粮食补贴政策可能的调整与完善方向,以更适应当前供给侧改革导向下,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农业发展新需求:(1)淡化“普惠,”制,倾向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方补贴”;(2)促进当前粮食补贴政策供给侧改革转型,注重稻谷质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