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运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和假设与推理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政府回应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要,指出政府回应是指在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对社会需求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行为和过程。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责任性的一种体现。公共行政“政府回应性”的实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模式载体和各自的内容。具体叙述了政府回应形式经历的三个阶段:权威型回应、管理型回应和准市场型回应。重点分析了当前中国政府回应的实践存在的不足及解决措施,指出政府回应的不足主要体现为形式官僚制的过足与实质官僚制的不足。形式官僚制的过足表现在行政责任的流失、行政收益观被扭曲、行政行为僵化导致对社会需求的忽视三方面;实质官僚制的不足则体现为缺乏工具理性精神、过盛的家长制作风、欠缺的法治理念和淡漠的现代契约观念。与政府回应经历的三次转型相对应,公民的回应素质也经历了三次转型,虽然不断提高,但仍存在不足,体现在公民意识的缺失、政治参与的冷漠状态和政治参与的不安情绪。为了建设互动型的政府回应机制,政府有必要实现从“为民政策”到“互动决策”的转变,同时进行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建设,包括建立互动回应的信息保障机制,促进政府回应素质的提高,注重互动回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创设与完善互动的决策机制,完善政府回应的监督机制等。同时应通过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克服公民的政治冷漠和培育健全的公民团体来促进公民回应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