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效用论观点来看,中韩两国的普罗文学是起始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达到民族解放与社会变迁的实践,它将文学看作是向大众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力手段,从而成为大众化论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如果要定义普罗文学的大众化论,则可以将其理解为这样一场文学运动:将阶级解放斗争的目的意识植入那些没有政治、社会、文化权利的广大劳苦大众,在思想意识上通过普罗文学引导他们使其转化为能够主导社会主义革命的觉醒的无产阶级。在方法上,以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为中心,灵活运用大众们喜爱的文学形式,传播和普及大众们欢迎的、能够理解并且可以直接接受的普罗文学。这样一来,普罗文学的大众化论从过去的政治性目的意识论中更进一步发展为与“作为目的文学的普罗文学如何深入到大众中去”这样一个问题相关联的课题。中韩两国对外要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的理想目标,对内为了对外目标的视线,必须在文学内部采取必要的现实性措施。特别是与当时两国的政治情况只将普罗文学的大众化论看作是为获得政权的政治斗争的辅助手段不同,普罗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研究,以大众作为根基的实践论性的普及以及传播方法等,对于这些特别是,当时两国在政治上,都将普罗文学视作为了取得政权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补助手段,但是实际上,与此相反,对普罗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研究、立足于大众的实践论的普及以及传播方法和作为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而展开的激烈的文学争论可以说是当时的中韩两国知识分子为了让以政治理念性为基础的普罗文学作为艺术来发展而进行的彻底的文学探究过程。瞿秋白的“语文改革”、“民族形式论争”的核心内容也应引起关注。首先他对在文学被创造以及传达的过程中,文学领域由少数知识人独占的现象表示了强烈的反感与批判,同时也指出大众喜爱的能使他们觉醒的普罗文学应当向大众进行普及。通过金基镇的《通俗小说论》、《大众小说论》、《普罗诗歌论》,可以发现韩国的大众化论承认所有的大众文化艺术首先停留在一个较低级的文化水平,但是同时又表示当时的普罗文学家们又对大众的文学艺术充满了热情和关心,他们对于“真正为了大众的文学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才是为了大众的文学?”等问题进行了彻底的自我反省。韩国的大众化论就是他们反省的产物。中韩两国普罗文学的大众化论的实际作品创作特征可以通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姜敬爱的《人间问题》体现出来。两部作品在形式上都属于长篇小说,都对古典小说和传说进行了灵活运用,并且在结构注重了矛盾与对立,使用了当时大众实际使用的口语以及细腻的表现手法。此外,为了使大众饶有兴致地阅读小说并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蕴含于其中的政治目的也做了不少努力。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中韩两国的现实情况,并以这一分析为基础,通过对中韩两国社会现实的重新组合,使现实和所反映的事物在文化艺术的范畴内取得一致,这也可以视作为当时的文学者彻底地参与社会现实的过程。如上所述,中韩两国普罗文学的的大众化论和作为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正的本质进行如下整理。第一,与文学形式上追求文学作品高度艺术完成度相比,大众化论注重其作为文学创作方法,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础,灵活运用传统样式和口语,突破阶级结构的矛盾等,立足于大众的文学水平,起着传递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作为文学的实践性的方法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所谓“文学”,突破了旧有的认为其是既存的少数阶层的专属物的观点,主张文学是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文学。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第三,普罗文学具有从属于政治的客观局限性,对于这一点的批判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由于当时中韩两国均处于近代化、殖民支配、战争、社会变革等社会动荡时期的特殊状况下,与作家创作自律性的问题相比,确保民族的生存和引导大众共同意识进行社会变革才是新的文学创作目标。在这一点上,中韩两国的大众化论是明确的。第四,如果说近代文学是随着近代自我意识的确立,开始于对大众的关心的话,那么普罗文学的大众化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是通过近代自我意识大众化扩散通过实践所体现出来的,并且通过多次的文艺论争,中韩两国的文学批评领域提出的新的观点和文学理论才会得到较高评价。相反,在中国,大众化论虽然为了寻找政治和艺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而不断进行尝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逐渐倾向了对政治课题的直接宣传,这一点也应当被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