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普遍以民主、自由等价值为政治理念；与之相反，在前现代国家中，专制主义则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然而，现代国家是以前现代的政治共同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长期专制统治下形成的专制主义思维模式，使人们在建构现代国家时，不自觉的又陷入到了专制主义的囚笼之中。这一点，在中国体现的尤为严重。以张君劢为例，作为近代史上重要的“立国”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对中华传统进行了反思，并积极向西方学习，提出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认同思想，试图以此为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立国；但从根本上说，他仍然没有走出专制主义的思维窠臼。其一，张君劢从现实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角度出发，对“天下大同”思想进行了反思，抛弃了传统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融合思想；相应的，他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工具性的借鉴了德国和英国的国家哲学，主张建立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然而，张君劢在精神实质上没有能够摆脱“天下大同”专制主义思维方式的束缚，使得自己的民族国家认同最终指向了一种专制主义的世界观。其二，张君劢从现实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发，主张将君主、朝代同民族区分开，反对用一朝一代的兴亡情况衡量民族的兴衰。然而，张君劢并未从根本上突破“天下为公”思想，只是将传统中的“公”——君主、朝廷置换成了当代的“公”——民族，他所追求的仍然是一种以群体的利益为根本的“群体专制”。他以民族的生存为根本，要求“民族国家本位”，将个人、阶级等置于民族国家的附属，否定个人权利的根本性，将个人置于了国家的专制统治之下。其三，张君劢的国家专制主义还体现在对公民的“思想专制”方面。张君劢强调儒家心性之学对国人的民族性的培养，期望以此重塑精英阶层的人生观，激发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承担起复兴中华民族的重担；进而认为民族精英将自然生发出国家认同，并为建立民族国家而献身。张君劢将建立民族国家理所当然的视为中华民族的出路，并强加给民族精英的做法显示了他思想的专制特性。同时，他建立清明政治的努力不仅无法阻止政治投机者以私废公的行为，还将把中国变成一个表面上充满秩序、仁义道德，而实质上专制、腐朽、愚昧、缺乏自我意识的现代斯巴达。张君劢的民族国家认同思想无法成为现代中国多元政治的基础。最后，张君劢的国家专制主义同样体现在他对于民众的“代民族牧民”方面。张君劢的“爱、养、教”思想提倡同胞之爱、之情，以培养民众成为具有独立完善人格之公民为目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代天牧民”思想的突破；然而，这一思想的指向是民族，他实质上是以民族代替了“天”的位置，以维护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而寻求让民众献身于民族。张君劢从根本上说并未突破中华传统的“民本”思维模式，仍然将民众置于了“用”的位置，而不是提倡民众的主体地位。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无法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公民意识提供思想支撑。张君劢的悲哀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着由传统专制主义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任务，但国人对于这一根本性变革却缺乏认识和理解；再往深处发掘，这一悲哀源于思维“范式”转换的艰难。但另一方面，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先行者的探索又是有益的，尽管他们对中华传统的批判是不彻底也不深刻的，但他们毕竟迈出了一步，使得后人有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直至找到中华专制主义的根，将它连根拔出；从理论上说，这也是突破旧的思维“范式”的一种有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