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时期，因朝代更迭频繁，官家修史多未成，于是私人修史之风一时兴起。范晔《后汉书》作为流传至今、影响最大的记录东汉历史的史书，在继承《史记》、《汉书》编史传统的同时，又根据东汉社会现实进行体例创新，重新设置了一系列的传记类型。范晔修史还注重对文学作品的收录，在《后汉书》48条文人传记资料中，共著录62种文体名称，收录13类文体，840篇作品。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作品集，但是范晔《后汉书》对文章收录的取舍也体现出作者的文学思想观念。本文立足于范晔《后汉书》中收录的文学作品，结合范晔史学观和东汉历史特征，从文体划分、作品分布、选文取向等方面对范晔《后汉书》的选文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准确定位范晔在《后汉书》选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本文分四章，第一章总述《后汉书》的编撰情况。晋宋时期，私家修史之风盛行，东汉史的创作十分兴盛，这为范晔修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范晔《后汉书》在众多东汉史中脱颖而出，流传至今，必有其突出之处。在史书编撰上，范晔承前启后，本章结合范晔对东汉史的认识，从范晔《后汉书》的编撰特征和体例设置两个方面来探讨范晔的史学观。第二章对范晔《后汉书》中收录的作品进行文体分类，并列表统计《后汉书》中各类文体分布情况，从而探讨范晔《后汉书》选文目的和价值取向。范晔在《后汉书》收录作品时表现出了很明确的文体分类意识，在著录作品文体名称时都是按照先“有韵之文”后“无韵之笔”的顺序进行排列。范晔《后汉书》所选之文不仅以反映传主个人性格、情志为目的，同时也注重反映传主政治思想和东汉社会主题。第三章以诗、赋为代表探讨范晔《后汉书》在甄选“有韵之文”时所表现出来的选文特征。范晔《后汉书》作为一部史书，无法像一般的文学作品集那样能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文学审美偏向。本章通过对《后汉书》中选录作品较多的文体——诗、赋进行统计分析，结合东汉诗赋发展状况以及范晔个人的文学观念，总结范晔选录诗歌的标准，即诗歌必须以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抒发诗人对现实的感受为主题；选录赋的标准是偏向于选录开创一类题材的作品、将一类题材发扬光大的作品和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作品。第四章以书信文、论体文、诏令文为代表探讨范晔《后汉书》在选录“无韵之笔”时所表现出来的选文特征。范晔《后汉书》中选录应用文体众多，书信文、论体文和诏令文虽然入选数量并不多，但是都能代表东汉在此类文体上的创作成就。书信文方面，东汉戒子书成就突出，加上著史需要，范晔偏重戒子书和公务书信两个类型的收录；论体文方面，东汉经学的兴盛使东汉论体文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对比《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的选录特征，我们可以看出范晔《后汉书》偏向于选录那些为国家献计献策、向君主陈说政见的论体文；诏令文方面，范晔《后汉书》作为一部史书，所选诏令也多以反映民生类问题为主。受经学之风影响，明、章二帝时期的诏令多呈现出典雅之风。范晔还选录了一些表露帝王个人情感的诏令，这也是东汉诏令文的一个突出特点。结语对范晔在《后汉书》选文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学观念加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