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规模不断的提升使我国实现了从农业落后大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然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约束趋紧、企业生产污染加重,环境污染加剧。尤其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不仅会危害人民健康,也会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阻碍。如何在环境约束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促使我国生态效率的提升,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生态效率的提升不仅需要我国实体经济的重大转型,也需要金融业为其注入动力。然而,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不完善、政府干预以及所有制歧视等问题,导致金融资源配置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资源错配。相关研究表明,金融资源错配的存在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减缓了经济增长,且较多的金融资源流入了“两高一剩”企业,加剧了环境污染。鉴于目前现状,研究金融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此外,关于金融资源错配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学术界的相关文献较少且未形成一致的理论体系,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丰富了“金融与生态环境”的相关理论,也为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在对已有文献系统归纳后,构建了金融资源错配与生态效率指数,对我国金融资源错配与生态效率的典型事实进行了统计描述,并将数理推导与实证检验相结合论证我国金融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基于C-D成本函数与生产函数,将金融资源作为原始投入,构建了金融资源错配影响生态效率的数理模型框架,拓展了金融资源配置与生态效率的理论体系。在金融资源错配指标体系构建上,基于以往的研究引入金融市场化指标,较为全面的刻画了区域金融资源错配状况。此外,本文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创新效率视角,研究了金融资源错配影响生态效率的作用渠道,并探讨了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选取全国30省市2006-2019年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计算金融资源错配值,使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DEA模型计算生态效率水平,并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金融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之后,使用费舍尔组合检验金融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否具有区域异质性,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二者的传导渠道,并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金融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较强的稳健性;（2）金融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的抑制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低市场化程度地区＞高市场化程度地区;（3）对金融资源错配抑制生态效率的机制检验显示,金融资源错配通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区域创新效率进而抑制生态效率的提升。（4）金融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其不仅对本省份的生态效率具有抑制作用,还明显抑制邻近省份的生态效率提升。基于此,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丰富融资手段的多样化,提升金融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效率,拓宽多元化的绿色融资渠道,来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产业中,促进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着力培养金融与环境友好复合型人才,整合优势金融资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并因地制宜制定金融支持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加强各省份在金融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扩大金融资源在区域间自由流动,避免各地区金融资源错配的外溢效应,促进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