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的宋金南北对峙之际，由于金廷宗教政策的相对宽松、民众生活的宗教需求、北宋崇道风气的延续等原因，在金王朝统治的淮河以北地区相继产生了太一教、大道教和全真教。全真教是金元时期相当辉煌的道教流派。它由王重阳在金地开起端，全真七子发扬光大，最终由丘处机及后传在蒙元时期推至顶峰。 全真教兴起的过程实际也是其世俗化的演进过程。它不断调整自己的教义和组织形态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从而取得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王重阳初创的全真教，是一个与社会有着一定张力的充满个性特征的特定群体。王重阳等继承了老庄道家思想超越性的传统，宣扬“大道”对万物乃至人类的驾驭功能，将体道合真、长生成仙设定为出家修炼的目标。在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上，全真道认为世俗社会是产生人之贪欲妄念的根源，使人生苦闷，人际复杂，只要抛离世俗社会，出家修道，才能消解人生痛苦、证物成真。随着全真教的发展，其与社会的张力渐次减弱，加快了世俗化的进程。尤其在丘处机等人的推动下，积极迎合世俗皇权，全真教一跃而为蒙元初期国家第一大宗教教派，声势远超儒、佛以及其他道派。 全真道虽然强调对世俗社会的超越性，但它同时认同世俗世界宣扬孝道伦理的价值理念。其世俗性特征表达为对现实社会秩序的迎合，当时的社会问题、日常生活现象以及流行的社会思潮都在王重阳等人的思考中留下了痕迹。王重阳等人大多以儒出身，生长于中原文化环境之中，自身已经积累内化了世俗价值伦理的深厚底蕴，并转化为行为意识中自觉或不自觉的世俗价值认同方式。他们首先在教旨上倡导三教合一，迎合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在以道为宗的基础之上，吸纳儒佛两家有益的思想元素，使全真教成为一高级的伦理性宗教。“神仙”思想是全真教教义中最具超越性的内容，但是全真教的神仙谱系对民间信仰持开放的态度，不断吸收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神灵成为本教的神灵，从而对民众有着相当强的亲和力。全真教神仙结构也是世俗社会等级结构的投影，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与能否修道成仙的条件。就家庭观念而言，全真道主张抛弃家业，远离妻孥，但对世俗的家庭家族道德准则，则全盘接受，并模仿家族的辈分关系建立自己的组织层次，确立了教团成员间团结友爱、亲如一家的关系。 全真教的兴衰植根于社会的变化，其世俗化也是传播扩散到不同民族的各社会阶层中去的过程。与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相比，皇权无疑是全真教世俗化的巨大推动力量。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牢牢地掌握了社会荣耀和权力，他们的价值趋向往往影响着民间信仰的取舍。王处一、刘处玄、丘处机则紧紧抓住时代机遇，对金元统治者作了积极迎合。如王处一多次向帝王宣讲保身养生的道理，为统治者斋醮祈禳，祈求国泰民安、现有政权永保万年。丘处机则不顾老迈之躯，以73岁高龄西行万里觐见成吉思汗，获得了成吉思汗的高度礼遇。全真道一方面宣扬无为知足、知天乐命，一方面宣扬善的理念，以宗教的形式包裹世俗伦理规范给以神圣化，加强了这些规范的信服力，从而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发挥了一定的潜隐或外显功能。全真教正是在这些功能的展现中，迎来了自己的兴盛期。中国的宗教从来都是依附性的，没有皇权的支持，任何宗教都得不到较充分和自由的发展空间。全真教的世俗化正是依托于皇权或是迎合世俗社会的伦理对自己的教义进行调适的过程。 尽管有各种教育程度和社会境遇不同的人加入全真教，但底层民众构成为全真教的主体。在社会动乱期，民众的苦难生活催生了民间宗教的需求，而全真教适时将宗教的生存功能、整合功能、心理支柱功能乃至对社会不足的提醒和修补功能等等都发挥到极至。如积极行善，济世度人，使得全真教成为当时百姓保全生命的避难港湾；行斋设醮，帮人祈雨禳旱，充分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祈求以及超度亡灵的心理；通过传递神仙的美好特征，试图帮人解答人生和现实的困惑，使人们获得某种生活的稳定感，尤其获得能够生存下去的稳定感；使离乱的民众集群而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功能的发挥使全真教成为当时新兴的一股安定社会人心的力量。另外，全真教与女性的关系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时，不同阶层的女性均给了全真教以支持。 全真教一方面积极迎合时代需求，一方面加强自身内部管理，以苦行节志获得了社会声望、以戒律清规补充国家法规等，从而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实体，赢得了其发展的鼎盛期。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全真教在蒙元如忽必烈时期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到终元之时，都一直受到统治者的礼遇，所以能够持续发展。明清之后，全真教进入了发展的衰落期，虽有过一度中兴的局面，但一直沉抑不振，最终湮没民间。概言之，一个教派的兴衰必与其所处社会结构有着必然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