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余年来,署名仓央嘉措的诗歌被视为藏地抒情诗之代表。从20世纪30年代始文人学者译介作品的层出不穷,到本世纪大众传媒对其的青睐,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成就了藏汉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个经典。作为藏族作家诗的代表之一,仓诗离不开其所袭承的藏族诗歌传统及与印度长期而密切的宗教文化及文学交流。一方面,仓诗汲取了米拉日巴道歌注重个人体验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消解了宗教道证的绝对言辞之传统,鲜见劝诫赞颂之语。在重视铺排堆砌的年阿诗走上浮华不济之路的时候,其简洁隽永的文字更易于为读者所接受和传播。与此同时,对仓诗的误读之争也源源不断。严格而论,以往对仓央嘉措诗歌藏文用词的统计与分析存在不少疏漏。如研究者基本只对仓诗中的实词展开分析,如所谓的高频词“我想念情人”的认知难免有失偏颇。实际上,仓诗中的虚词分布十分广泛,尤以表所属和因果关系的词见长。这是否暗合了藏族悠久的宗教哲思则有待更深入的探究。从题名的接受来看,“道歌”(mgur)一词承载了藏地人民对仓诗的独特认知,“情歌”之名多通过汉译者的想象与重构而广泛流传。从白话到古体、再到白话的文体译介,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不仅反应了汉译者对原诗理解的不断变化,亦折射了现代以来汉译者对汉语内部多样性的偏好。无论其诗集题名为何,关键在于如何解读其语词语义。尽管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不可译”的藩篱,但我们仍可以“以意逆志”,通过语言反溯诗歌本身。深入其诗歌内部可见,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误读主要体现在词义、句法和语境三大块。除了由于藏汉构词和语法习惯殊异所带来的误解以外,二者的认知方式与审美传统的不同亦是误读的重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乃是诗歌深处的多义性。因此,对仓诗汉译误读的分析与多义性的探寻不仅在于探析我们在跨语言诗歌解读与译介中容易出现的偏差,还在于从不同角度为我们研究其诗歌的各种可能性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