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国际投资活动的快速发展,投资争议也层出不穷,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基于投资产生的争议往往采取的是仲裁的手段,秘密性是仲裁不同于其他任何纠纷解决机制的重点,正因为仲裁秘密性的特性可保护当事人相关信息免于公开,仲裁倍受各国投资者的欢迎。但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最终的仲裁裁决往往是对投资者有利的,所以投资者往往将其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久而久之,投资仲裁对投资者私人利益过于重视,对东道国公共利益过于忽视的做法不断招致国际社会的批判,再加上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由于其具有主体、争议事项、管辖权基础等方面的独特性,秘密性这一仲裁传统特性,使得东道国公众对仲裁程序并无知情权,东道国公众因缺乏仲裁信息获取渠道而无法及时、合法、正当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国际投资仲裁的合理性及正当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要求将透明度引入投资仲裁,改革投资仲裁传统不正当性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为了提高国际投资仲裁的正当性,透明度原则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热点。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先后引入了透明度原则,即在仲裁程序的规定环节允许规定人士参与或向公众公开规定文件。该等透明度原则的适用,在保护投资者私法权益的基础上,满足公众知悉及参与仲裁程序的迫切意愿,使得公众可通过合理方式发表意见,也监督仲裁庭作出不偏不倚的最终裁决。在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改革的趋势中,最为主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仲裁立法实践及国际投资机构仲裁规则改革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则(以下简称“NAFTA规则”)、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规则(以下简称“ICSID规则”)以及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UNCITRAL规则”)的修订。本文将详述以上三大国际规则对透明度原则的改革过程。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早通过自由贸易委员会作出解释性声明的方式对透明度原则作出了规定。ICSID仲裁规则对透明度原则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支持的变化,其在2006年对仲裁规则进行了修订,而对透明度原则的适用主要体现在对第三方参与仲裁审理的方式和范围进行了规定,并且规定了仲裁庭有公开审理裁判中法律推理摘要部分的义务。UNCITRAL对透明度原则的改革最为全面和完整,将其进行单独规定。该透明度规则全面规定了包括启动程序公开、仲裁程序的文件公开、听证会公开、法庭之友、审判结果公开等内容,成为了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改革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的国家,与各国或地区签署了许多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或加入了各类投资贸易条约,这些协定或条约多数规定当事方的投资争端应提交国际投资仲裁机构根据特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随着中国投资者与外国东道国政府之间投资争议仲裁案件甚至中国作为投资东道国的投资争议仲裁案件将越来越多,将涉外投资争端拉回到国内解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此,将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原则进行本土化不可择日而语。2016年10月深圳国际仲裁院发布了2016版《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在可提请深仲院裁决的争议事项中,除了传统的合同经济类纠纷,“投资纠纷”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是我国首次将发生于一国私人投资者与一国政府之间的国际层面的投资争端涵盖到受案范围中。2017年9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制定了《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是首部国内仲裁机构制定的国际投资仲裁规则,也推动了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原则本土化的进程。在国内《投资仲裁规则》中,就涉及透明度原则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仲裁案件的公开审理、第三方提交书面意见及仲裁程序的资料公开这三个方面。在符合中国国内情况的前提下,国内投资仲裁规则的条文设计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际投资仲裁机构的规则,本文将详细阐述该三部分的条文的自身规定,并通过与NAFTA规则、ICSID规则以及UNCITRAL透明度规则的比较,分析国内投资仲裁规则在涉及透明度原则方面的规定的合理性及其待完善之处。为更好地构建国内投资仲裁机制以及应对国际投机仲裁透明度原则的改革,建议对现有的投资仲裁规则细化以加强可操作性,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以提供有效的第三方意见,并适当将仲裁程序透明度原则纳入到中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