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除了政府、市场之外还广泛的存在着第三部门。与政府部门不同，第三部门不具有政府部门的强制性和法定垄断性;与企业不同，第三部门是非营利的、具有志愿性的，它不仅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通常还具有不得分配利润的强制性法律限制。然而，第三部门却在现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的存在，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三部门兴起对改变世界的重要意义，甚至被看作比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的意义还要重大。同时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里，第三部门被看作是与政府、市场同样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结构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三维构成的等观点已经被广为接受。　　中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与此相应，财政职能范围的界定也正处于一个转型探索的时期。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而财政)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职能范围的问题就成了公共财政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在既有的公共经济理论研究中，存在着"政府--市场"二维分析模式的缺陷，即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存在着政府和市场这两种非此即彼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二维思维方式下的财政职能分析思路可以被总结如下:在界定某些事务是否应由政府干预以及干预的程度时，首先由公共物品理论出发，确认其是否属于公共物品以及公共性的程度如何;如果是公共物品，则市场是失灵的，理所当然就由政府提供;如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性(即混合公共物品)，则应由政府支持企业来联合提供。笔者认为，在这种思维方式下考虑问题，常常会导致政府政策分析模式的简单化，认为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来弥补，这在无形中就夸大了政府的作用范围。　　如果能在"政府--市场--第三部门"这种三维的社会结构中，重新审视政府的职能范围的问题，将会是一项比较富有意义的研究，也将有利于得出更贴近现实的政策结论。当然第三部门要想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极，是需要理论支持和一定发展条件的。这些正是本论文所试图揭示的主题。　　本论文的写作共分为六章。在第一章导论中，笔者主要梳理了相关的研究、界定了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范畴，为整个论文的写作寻找一个逻辑上的起点。在经过文献梳理后，笔者发现:　　其一，在我国财政职能界定当中并未引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这一三维社会结构的思路。虽然学者们对公共财政的特征、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对政府职能范围的界定也已经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对第三部门的特征、运行规律、组织管理等方面也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也早已有人提出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社会结构模式。但是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仍然没有人把这种三元的思维模式引入到财政职能界定当中。这不能不说是公共财政研究中的一个小小的缺憾。　　其二，对第三部门定义和特征的把握不太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例如，西方学者提出的第三部门组织的"民间性"，其实质主要是指第三部门组织的发起源于民间，而不是由政府出资和组织。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有许多社团组织是由于政府发起并出资成立的，然而其中也不乏许多成功的案例。这样，如果按照"民间性"要求，就会把中国大部分社团组织排除在第三部门之外。在"自治性"上笔者认为人们也应该有所保留。实际上中国有许多事业单位，从其运行上看更适合被称为第三部门组织。如果严格坚持"自治性"标准，就会在这些组织的分类上失当。　　其三，由于对第三部门组织的特性和运行规律把握的不够深刻，我国在制订一些相关政策时常常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例如，我国现有的非营利组织税收政策中，存在错把行业的公益性与组织的非营利性等同起来的倾向，税收优惠政策重视行业的公益性而忽视了对具体组织的非营利性限制。　　其四，同样是由于对第三部门组织的特征与运行规律把握不够，使得人们在处理第三部门与政府关系时对第三部门的独立性重视不足。独立性的不足，导致了我国第三部门在产生过程中的政府主导，在运行过程中政府干扰因素过大、缺乏竞争，在与政府的关系中表现为一种从属性的合作关系。　　在第二章第三部门需求面供给面理论分析中，笔者先从市场失灵与第三部门、政府失灵与第三部门、合约失灵与第三部门和公共需求多样性与第三部门四个方面，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对第三部门的需求，并揭示了第三部门既弥补市场又弥补政府的功能优势。这些理论和解释通常又被称为第三部门的需求面理论。然而仅从社会需要第三部门的角度理解，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提供第三部门的服务。笔者又从第三部门的供给面理论回答了人们为什么会做出慈善捐助，第三部门的经理及工作人员为什么会选择在第三部门工作等问题。　　第三章第三部门的有效条件分析。社会需要第三部门，也有些人和组织愿意提供、参与第三部门的活动，但是这并不说明第三部门就能良好的运作;并不能说明第三部门能够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重要的一极。就像是有了市场并不表明市场在整个经济资源配置中就起了基础性作用，社会就进入了市场经济一样，第三部门组织也只有在满足了一定条件之后，才能有效发挥作用，成为重要的"第三极"。笔者通过多视角并结合中国的典型案例的分析得出结论:在公共财政领域，需要着重解决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政策两个问题，以促进和规范中国第三部门组织的健康发展。　　第四章政府与第三部门新型关系的构建。在这一章中，笔者简要地考察了西方社会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发展的概况、分析了当前中国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从属性合作的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二者之间合作中竞争的新型关系的意义和政策建议。笔者指出，在西方国家，第三部门组织是先以政府对立面的姿态出现的，在第三部门组织社会权力与国家行政权力对抗了几百年后才逐渐走向合作的。它们合作的前提是，第三部门组织和政府组织在公共权力伦理上已经取得平等地位之后的合作。这决定了二者的合作基调是能够保持各自独立性的，是以竞争为前提的合作。理解这一点，对于把握人们要建立的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新型关系的基本走向是十分重要的。在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与竞争的新型关系模式中，有利于使第三部门的独立性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得到切实的尊重与维护，有助于提高第三部门与政府双方的效率，有助于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建立。　　第五章是中国非营利组织税收政策研究。税收手段无疑是有助于解决第三部门资金问题最有力的公共政策工具，因此如何制定出适合第三部门组织长足发展的支持性税收政策，就成了公共财政领域研究第三部门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通过分析与借鉴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税制的优点，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严格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限制、区别对待非营利组织中的公益性组织和互益性组织、坚持税收优惠政策公平、建立一套统一专用的票证管理体系、加强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改革捐赠的税收优惠办法、规范非营利组织与利益相关方的行为、改革双重登记制度等政策建议。　　第六章是引入第三部门后的财政决策模型。笔者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之上，分析比较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种组织各自的优势所在，提出引入第三部门之后界定财政职能范围的决策模型，即解决哪些物品应该由政府提供甚至是直接生产。最后，本章又简要地分析了这一决策模型的意义。笔者认为，第三部门最有效率的领域是需要志愿劳动的任务、产生微利的任务、提高个人责任心、加强社区、提高对他人福利的责任心、满足公共需求多样性、满足个人社会交往需求、合约失灵的交易等。在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的问题上，只有在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三者之间权衡与比较之中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笔者在"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三维的社会结构模式中分析界定财政职能问题。在这种三维的思路下看待财政问题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发:其一，在公共财政职能范围界定上，人们会认识到市场失灵只是公共财政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对于市场失灵既有政府途径又有第三部门途径，只有在三者的调试之中才能确定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政府直接生产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只是众多解决公共物品的方案之一，甚至只有为数不多的公共服务才不得不由政府生产。　　其二，对于政府失灵人们多了一个选择。如果说在某一领域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恰巧"也存在失灵，与以前的放任自由或"两害相权取其轻"相比，人们多了一个选择，还可以考虑用第三部门来弥补。而且，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提供与生产的模型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　　其三，重新审视政府"缺位"与"越位"会有一些新的认识。例如，以前人们把希望工程的出现看作是政府"缺位"的典型案例，但是如果考虑到，在诸如希望工程的领域，发挥第三部门和志愿者们的作用，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关怀和力量促进社会协调发展，那么政府让出一部分类似的空间交还给第三部门似乎也不算失职。同时还会发现一些新的"缺位"，例如第三部门能够弥补政府组织的不足，提供部分公共物品，促进社会进步，其发展理应得到政府扶持。而我国的现实却是存在着大量的第三部门，它们由于得不到国家法规的正规认可，而没有合法的存在形式或只好以普通企业的形式向工商部门登记，得不到公共财政的支持。　　其四，在三维空间中考虑财政问题，对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事业单位改革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是要对事业单位进行科学分类，而三部门下的公共财政理论对于事业单位进行科学分类具有独特的指导意义;公共物品理论又是划分不同公共服务提供者职能范围的重要依据;此外，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与发展又被理论界普遍认为对事业单位改革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事业单位改革为"公共财政视野下的第三部门"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践舞台，同时这一理论又是指导事业单位改革有用的理论工具。　　第二，从纯理论角度证明了仅在政府组织内部是难以实现公共物品供求效率状态的。　　如果资源配置在公共物品领域不能实现效率，那么整个社会资源的效率配置也就无从谈起。现有公共物品供需均衡模型的设计，就是为了证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可以像市场一样，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尽而整个社会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但是由于模型设计上的疏漏，现有的公共物品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其实，只要人们承认政府享有某种形式的对一定空间的垄断权，那么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分析就不成立。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积极培育扶持第三部门组织发展，以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上缺乏竞争的问题。　　第三，笔者在建立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新型关系、改革中国非营利组织税制两个问题上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且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而且这些建议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笔者认为，在第三部门与公共财政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地方，就本文来说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值得再深入研究。　　首先，第三部门的经济解释模型还不完善。市场经济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强有力的假定;公共物品、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选票最大化又构成了政府经济分析的坚实基础。而第三部门的经济分析显然还缺乏类似的雄辩的理论根基。　　第二，经济理论认为，第三部门的价值在于它的激励机制(即不分配利润原则)，在特定行业这种机制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第三部门组织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分配利润原则能否得到贯彻，取决于第三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组织的高效治理。因此，第三部门的组织理论和行政管理研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由于研究目的所限，本文对这一领域几乎没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