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拜厄特是当代英国最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之一,她的作品《占有:一部罗曼史》是1990年布克文学奖的得主,她本人也于1999年获得了“女爵士”的头衔。拜厄特在自己的批评集《关于历史和故事》中提到,她的创作主体多为女性艺术家。鉴于此,她的成长四部曲小说成为本文的研究素材。四部曲具体包括了《花园处女》(1978)、《静物》(1985)、《巴别塔》(1996)、《吹口哨的女人》(2002)四部小说。这四部作品讲述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知识女性在自我定位上的困惑。成长四部曲的两个女主人公是斯蒂法妮和弗雷达莉卡,两姐妹均毕业于剑桥大学,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剑桥大学,男女比例高达6:1,因此两姐妹可以说是知识女性的代表。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像是拔河比赛中各方争夺的结点,传统的力量约束着她们,而想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新需求又时刻敦促她们走出家庭的囿域。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的教师父亲从小就以对儿子的要求教育她们,以至于她们在得到智力极大解放的同时,又难以融于女性同伴的群体。到了她们成年,姐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姐姐斯蒂法妮选择家庭,非基督教徒的她成为了一个牧师的妻子,隐没于日常的家庭琐事中。妹妹弗雷达莉卡一开始也选择了家庭,但是由于无法容忍完全的家庭生活占据了她思考的空间,而选择了逃离。尽管知识女性勇敢地选择放弃妻子的角色,但是小说中的女主角都不愿选择放弃做母亲的权利。即使一开始没有收入来源,弗雷达莉卡仍抓住自己的儿子不放,也许这正是她们为了证明自己女性身份的一个努力。即使知识女性得以在工作领域旌展自己的才能,但是女老师、电视节目主持人、出版社校对这样的工作,也似乎总不是那么地让人满意,似乎总有些“华而不实”。抛开外界对这些知识女性的传统要求,知识女性本身也陷入了自我定位的困境。一方面,她们总期待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片纯净空间,在这里,她们可以独立思考。另一方面,对异性的渴望、母性的呼唤总是闯入她们心中假想的乌托邦。知识女性也努力地捍卫自己的乌托邦,她们选择离婚,尝试写作。只是试图用男性世界的标准来证明自己,又进一步加深了她们内心的矛盾。四部曲小说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四年,在这段时间中,Byatt通过四部曲冷静地反观了声势浩大的女权解放运动。总的来说,如果按照20世纪中叶女权运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来衡量,这次女权运动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实现“男女的最终平等”。但是也许最终平等的说法就是错误的,因为生理的不同所带来的社会位置不同有些是难以改变、也无须改变的。Byatt的四部曲以这样一种思考为其文化背景,解读了知识女性的“该有所为、及该有所不为”。同时,四部曲也存在其憾处。在积极寻求知识女性定位的同时,Byatt更多地关注了男女之间关系的解读,而忽视了女性之间的交流。总的来说,尽管四部曲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中期的英国,但小说展现的知识女性在自身定位上的困扰,却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方面,知识女性有着将她们的智力付诸实践的诉求;另一方面,她们又担心,诉求的实现可能使她们不再为“女人”。小说中这种困境的描摹,对如今的知识女性无疑也会有某种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