谛闲中兴天台是在中国近现代之交的清末民初发生的，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思想分化，而且深受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的天台宗因长期以来受中国封建社会之熏陶，其寺庙经济、文化等无不以带有封建化的性格，久而久之，积习成疾。又因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之影响，其积弊表现突出，因此急需良药医治，谛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时代之需而振兴天台的。在中兴天台的过程中，谛闲注重对佛学理念的阐发以及在社会实践层面的求真务实。在佛学理念上，因受中国佛学真常唯心论以及《大乘起信论》思想之影响，谛闲积极维护天台佛学性具之旨，并以二重体用关系解释了天台性具佛性论的合理性。并主张天台判教学说与圆融诸宗相协调的思想，从而形成了谛闲中兴天台的一个基本经验，判教即圆融。此外，他的止观思想中较重视第六识的作用，把第六识看作修止观而达实相之关键。又因《楞严经》在中国近代佛学中影响甚大，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以及该经在佛教理论与修行层面的突出贡献，深得各宗的重视，也赢得了各宗高僧大德的喜爱和关注，所以谛闲把《楞严经》作为会通天台与他宗的重要经典。在兵荒马乱的清末民初，谛闲尤为重视台宗与净土之融通，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天台净土观，并极力宣扬以治心达到治乱世之目的。在社会实践上，谛闲创建弘法道场，将观宗讲寺作为弘扬天台佛学的根据地，一生中讲经弘法利乐众生，兴办教育，培育出的僧俗弟子上万之余，其中有名者数不胜数，弟子中高僧辈出，如弘法东北的释倓虚、弘法江南的释宝静等，在家者如《中国佛教史》作者蒋维乔、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范古农等。又因近代居士佛学的兴盛等原因，谛闲联络居士以中兴天台。在这些社会实践的过程之中，谛闲始终坚持了把天台思想贯彻在他宗思想之中，并不持门户之见，他的佛学思想便蕴含在他的社会实践之中。经过谛闲及其弟子们之努力，以使天台中兴，从而谛闲也取得了“中兴天台之祖”的美誉。谛闲中兴天台与天台文化的弘扬是同步的历史过程，谛闲围绕着因果报应理论展开了一系列的中兴天台的活动，并且对天台哲学的阐发也是不遗余力的。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们也积极参与到天台中兴的事业中来，从而扩大了天台宗的海外影响。此番之努力，不仅继承了传统佛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在修行上表现为从止观法门向净土念佛法门倾斜，从而加速了中国佛教净土化、世俗化的步伐。从谛闲中兴天台的过程中，彰显出了一些值得借鉴之经验，即应顺应时代；既要坚持自家之旨，也要借鉴他山之石；既要注重理念，也要注重实践。但是，谛闲中兴天台因强调自宗天台与他宗思想会通，又不存门户之见，致使天台宗佛学理论笼统含混，很难显示出天台之优势。又因天台宗人主张净土念佛，而致使天台学理阐发力微，这些都是值得再度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