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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闲中兴天台是在中国近现代之交的清末民初发生的,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思想分化,而且深受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的天台宗因长期以来受中国封建社会之熏陶,其寺庙经济、文化等无不以带有封建化的性格,久而久之,积习成疾。又因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之影响,其积弊表现突出,因此急需良药医治,谛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时代之需而振兴天台的。在中兴天台的过程中,谛闲注重对佛学理念的阐发以及在社会实践层面的求真务实。在佛学理念上,因受中国佛学真常唯心论以及《大乘起信论》思想之影响,谛闲积极维护天台佛学性具之旨,并以二重体用关系解释了天台性具佛性论的合理性。并主张天台判教学说与圆融诸宗相协调的思想,从而形成了谛闲中兴天台的一个基本经验,判教即圆融。此外,他的止观思想中较重视第六识的作用,把第六识看作修止观而达实相之关键。又因《楞严经》在中国近代佛学中影响甚大,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以及该经在佛教理论与修行层面的突出贡献,深得各宗的重视,也赢得了各宗高僧大德的喜爱和关注,所以谛闲把《楞严经》作为会通天台与他宗的重要经典。在兵荒马乱的清末民初,谛闲尤为重视台宗与净土之融通,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天台净土观,并极力宣扬以治心达到治乱世之目的。在社会实践上,谛闲创建弘法道场,将观宗讲寺作为弘扬天台佛学的根据地,一生中讲经弘法利乐众生,兴办教育,培育出的僧俗弟子上万之余,其中有名者数不胜数,弟子中高僧辈出,如弘法东北的释倓虚、弘法江南的释宝静等,在家者如《中国佛教史》作者蒋维乔、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范古农等。又因近代居士佛学的兴盛等原因,谛闲联络居士以中兴天台。在这些社会实践的过程之中,谛闲始终坚持了把天台思想贯彻在他宗思想之中,并不持门户之见,他的佛学思想便蕴含在他的社会实践之中。经过谛闲及其弟子们之努力,以使天台中兴,从而谛闲也取得了“中兴天台之祖”的美誉。谛闲中兴天台与天台文化的弘扬是同步的历史过程,谛闲围绕着因果报应理论展开了一系列的中兴天台的活动,并且对天台哲学的阐发也是不遗余力的。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们也积极参与到天台中兴的事业中来,从而扩大了天台宗的海外影响。此番之努力,不仅继承了传统佛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在修行上表现为从止观法门向净土念佛法门倾斜,从而加速了中国佛教净土化、世俗化的步伐。从谛闲中兴天台的过程中,彰显出了一些值得借鉴之经验,即应顺应时代;既要坚持自家之旨,也要借鉴他山之石;既要注重理念,也要注重实践。但是,谛闲中兴天台因强调自宗天台与他宗思想会通,又不存门户之见,致使天台宗佛学理论笼统含混,很难显示出天台之优势。又因天台宗人主张净土念佛,而致使天台学理阐发力微,这些都是值得再度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