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是五四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论战。这次论战的发生，既是当时民族危机和专制政策双重刺激和诱导下的产物，又是五四以来中西古今文化命题讨论的延伸和继续。 在这次论战中，学者们围绕着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文化的演进规律等问题展开了理论上的交锋，对于何为中国文化、何为中国本位、何为文化自觉、文化是否可分、文化需不需要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互相辩驳，一时间颇显出异彩纷呈的争鸣场面，虽然最终未达成学理共识，但双方互相汲取对方的合理之处，从而也使这场论战出现了相近、相通、相同的趋势。 这场论战在思想领域高扬了民族主义，丰富了现代化观念，提出了诸多颇具价值的文化建设意见。经过这次论战，学者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必需性，以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研究在三十年代出现了高潮。不但如此，这次文化论战在文化政策层面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国统区，它提升了国民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初步酝酿了国民党的文化建设原则及纲领。这次论战结束不久，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直接参与文化论战的陈石泉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确定文化建设原则与推进方针以复兴民族案》，大会经审议批准了此项议案。此后国民党以此为蓝本，充分吸收了论战的讨论成果，逐步确立了自身的文化政策。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参与此次论战，但这次论战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养料，为其形成树立了可资借鉴批判的参照体系。 三十年代民族主义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文化理论方面的历史进步，使这场论战孕育了新时代的诸多因子；而其反动的政治趋向，保守的文化立场，又让其滞留着旧时期的种种恶习。这种性质的双重性，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双重的历史功效。一方面，它也振奋了民族精神，提升了民族自信心，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防抗战精神建设之准备，同时推动了人们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在中国文化走向融合转型的过程中提供了些许的有价值的思考。另一方面，它加强了国民政府的思想专制，强化了其国家机器，从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一定意义上，这场文化论战充当着新时期到来的“假先知”的角色。由于这场文化论战在文化观念的阶级本质上缺乏人民性，因而它不可能真正从文化科学上回答三十年代“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大命题。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白热化的三十年代，呼唤着代表中国近代化前进方向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