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打工潮为东中部地区大中城市的工业化、城市化输送了大量的农民工劳动力，举家而行的外出选择也日趋成为农民工流动的普遍方式。家庭的流动改变了农村家庭的居住环境、生计模式、亲缘关系和人际交往，而作为农村家庭传统支配的核心父权制也在流动的过程中经历着变迁。然而，家庭制度的变迁并非如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假设，呈现出单一的传统解构的过程，而是传统与现代杂糅，父权在此过程中也不断地延续和重构着。流动家庭相比较固定于某地域的传统家庭而言，境遇的特殊性又使得其下父权的变迁更具多样性。　　本文以书写妇女个人的流动历程、在其生命历程的时间流中观察父权延续和重构的不同脉络为出发，探寻是什么样的因素与动力，使得父权呈现出如此的变迁。在分别对两个妇女正在经历的生活方式——传统维系较强的同乡居与核心夫妻独立居——的梳理中发现，流动家庭在城市的居住习惯、生计方式、亲缘关系的维护、人际交往，以及家庭中夫妻双方的亲密感情、劳动分工、事件决策、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内容等多重因素的组合，所形成的这两种不同生活方式与家庭中的父权的支配形态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样的不同支配也决定了其下女性在流动大潮中所拥有的不同生活、愿望与痛苦。　　而在这其中，流动所带来的父权变化的特殊性以及迂回延续的父权支配的新内涵是什么，女性个体化、自主性是否就带来幸福和稳定的家庭生活，女性个人在生活中的经验与态度是否就与所谓的女性赋权相适应，都是本文最后讨论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