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湘西苗疆地处湘、鄂、渝、黔边区,此地山高水险,峰峦叠障,道路崎岖、交通闭塞。自秦汉以来,湘西苗疆一直游离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外,而被视为“化外”之地。直至明清,随着对西南边疆的开发,湘西苗疆逐渐由“化外”变为“化内”。正是伴随着明清王朝对苗疆的开辟,使得此地苗民起义不断。有明一代的276年间,发生的苗民起义就达30多次。因出于将湘西苗疆纳入到政府直接管辖的目的,故在面对苗疆苗民的“叛乱”时,明廷总以大兵压境,对其进行镇压。但总是“旋剿旋叛”,明政府疲于奔命,却无法消除苗疆的“苗乱”。于是明政府不得已将“征苗”转为“防苗”。宣德五年,苗民再次“叛乱”,时任总兵官的肖授,为求一劳永逸,在西起贵州松桃县,东到湘西吉首市一线,环绕苗疆修筑了24堡,在苗疆“生苗”区构筑了一道严密防线。但这道防线未能有效阻止苗疆“苗乱”。嘉靖三十一年,明王朝在镇压苗民起义之后,特设三藩总督,并开府沅州,由张岳任总督镇抚。于是张岳罢屯设哨,在苗疆更设13哨。这样,明政府内以三藩总督、辰沅道,以及参将,三位一体构成对苗疆生苗区的军事行动指挥中心和后方依托,外借十三哨的坚壁清野,将苗疆置于其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内。但因堡哨间距太大,仍无法承担起消除“苗乱”的重任,由此终于成就了万历年间,蔡复一在湘西苗疆修筑边墙,此为明代湘西苗疆之“边墙”。之后天启年间对它加以增修,最终完成了明代的苗疆边墙。明代边墙在崇祯“寇乱”“踏为平地”,不复存在,这宣告了明王朝在湘西苗疆防苗策略的彻底失败。入清以后,苗民起义仍时有发生,其中以乾嘉苗民起义为苗疆历史的转折点。起义历时两年多,清政府以七省十八万大兵平息了这场起义。惨重的代价让清廷对苗疆重新思考,并反思历来治理苗疆的得失,由此引发了以傅鼐为首的湘西苗疆流官群体,在苗疆的重修边墙。边墙的修筑为清政府治理苗疆提供了新的平台,苗疆由此迎来了新的历史。本文试图通过对明清两代不同历史时期湘西苗疆边墙的兴起、修筑、废弃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同时也探讨了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湘西苗疆边墙的“筑”、“废”折射出的湘西苗疆在明清数百年间社会变迁的某些重要侧面。本文以边墙为个案研究,对边墙问题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发生、表现、演变、影响及其与地域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剖析,这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湘西苗疆的社会特点和历史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