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比较青睐的研究对象,业已产生了卷跌浩繁的研究成果,它成为人类学研究者们的“宠儿”,与它特殊的文化价值及社会功能密不可分。整体看来,华南的宗族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偶尔也有人注意到了华北的宗族,与“华北无宗族论”者进行对话。学者将目光投射到这两个区域很大程度上与前辈们关于宗族研究奠定的范式和形成的惯性思维严密相关,尤其是关于宗族构成标准的认识。然而,宗族并不仅仅存在于华南和华北地区,实际上西南地区也普遍存在着人口规模较为庞大的宗族,因为宗族形态和集体活动的差异,所以才给人以一种宗族文化色彩薄弱的错觉。文章以贵州羊村李氏宗族为研究对象,目的之一就是与学者们对话证明西南也有宗族。同时,以宗族记忆的重构与认同为线索,探析重构宗族记忆的逻辑行为主体结构,讨论重构记忆塑造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宗族记忆的现实意义,并阐述乡村善治实施过程中传统乡村文化记忆的社会功能与现实价值。文章通过人类学经典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展开研究,具体采取了个案访谈、文献研究、观察与参与观察等操作措施。同时,结合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之后催生的网络民族志与微信民族志研究方法搜集相关研究资料。作为一个客民移民繁衍生息而形成的族群,需要有特定的生存环境与资源条件,这样,文章首先呈现了羊村李氏生存空间的生态环境特征及社会文化形貌。其次,从贵州汉族移民史视角出发,回溯了李氏宗族的历史记忆,并从中探析李氏宗族与当地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逻辑。再次,基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结合研究对象的具体文化特征阐述了宗族记忆贮存传递的主要载体形式,论述了不同载体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透视了羊村李氏宗族的整体社会文化生活。最后,基于前面几个部分的铺垫详细论述了羊村李氏宗族记忆重构的前提条件、背景基础、主体结构、结果及其意义与功能,以此回应开篇提出的几个问题。通过研究发现,文章得出了以下主要观点和结论。第一,资源、技能与权力是清代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大多数汉族移民的主要生存策略。第二,宗族“社会-文化”记忆是宗族认同的精神系统,其中维系宗族存在和认同的根本力量是谱系记忆,其次才是宗族的文化功能机制。第三,传统的宗族概念实则难以囊括中国汉族所有大小宗族,在讨论宗族问题,涉及到有关研究时绝不能简单套用概念和理论模型来看待研究对象,必须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与文化语境来加以分析。第四,宗族记忆的生产、储存、传递及再生产的方法、形式及媒介具有时代化特征,记忆技术的更新与新型记忆工具的出现会推动着人们记忆方法的革新与拓展。不同的宗族记忆传递媒介之间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互相补充,互相映证的关系。第五,记忆的传递连续性与时空更新性是记忆重构的前提基础。记忆内容的生产、选择、传播与再生产行动都要在国家的制度设计框架和礼仪规范允许范围内展开,才能保证记忆的合法性、安全性与稳定性。除了理论前提与制度环境,记忆行为群体的经济能力、现实需求及其自身存在的历史感、道德感、归属感、责任感、荣誉感、自豪感和面子观是记忆重构行为发生的主要逻辑。第六,个体记忆要转换为集体记忆,需要特定的条件机制,即记忆主体需要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与其他群体发生互动,在互动中共享、传递和再生产记忆,融合不同的个体记忆而形成群体共同（集体）记忆,个体记忆就可能转变为集体记忆。如果仅是以文字或者其他形式存在于客观载体或者个体大脑记忆系统,没有发生共享、交流等互动动作,这种记忆大多表现为个体记忆。第七,重构宗族记忆能够促进乡村文化记忆的重新激活,有利于强化乡村民众的情感认同,推动乡村共同体的建设与乡村共同意识的铸牢;有利于重塑乡村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吸收乡村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完善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有利于规范乡村治理秩序,构建良好的乡村治理环境;有利于刺激乡村民众参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积极性、自觉性与主动性,不断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的权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