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西方自然法学在中国的研究逐步走向了繁荣，但繁荣的背后还存在大量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缺乏学术传承的重复性研究较多，许多具有知识增量的研究成果没有及时、全面地总结，因此有必要对六十年来的研究状况进行爬梳与盘点;同时西方自然法所倡导的人文关怀与理性精神等价值观念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思路相一致，系统地归纳出有关西方自然法学研究成果中的真知灼见，对于解决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西方自然法学研究六十年的历程可以看作西方观念嵌入中国思想系统的试验样本，通过对该样本进行分析与总结，对揭示观念传播的媒介、路径、结构、机制等规律性东西具有重要价值。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本论文围绕西方自然法学在当代发展的阶段与特点、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力、研究的特色论题、论点等展开了详细的探讨。　　第1章主要对晚清、民国时期西方自然法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大致的梳理，勾勒出西方自然法学在建国前的传播脉络，为梳理西方自然法学在当代中国的研究状况起着引入与铺垫作用。西方自然法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可追溯至19世纪上叶。早在1833年传教士郭实腊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就刊发了介绍西方自然法学思想的文章。鸦片战争后，知识分子发出了“师夷长技”的吼声，在他们用“师夷”等语汇表达出“学习西方、效法自强”的言说当中，西方自然法学思想混杂其中。太平天国风暴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加速了西学“东渐”，仕层阶级与知识分子在“博采泰西所长”的时代潮流中，进一步宣扬了“民之自由，天之所畀”等西方自然法学思想。也就在此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Natural Law”对译成“性法”，第一次明确地将“自然法”概念引入中国。甲午战败后，在晚清革命先锋、改良志士与传教士的齐心协力之下，脱胎于自然法观念的西方民权、宪政思想在当时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及其余波的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到上世纪30年代中叶，是中国思想界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更深刻的分化组合的年代。此时期，受过欧风美雨浸染的中华大地，践行着资产阶级“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纲领，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纲领鲜明地粉饰着西方自然法学观念。此后，从复辟帝制、军伐混战到国共合作、东北易帜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思想界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论战时代。在这些论战当中，自然法学观念成了政论家们抨击当局的刀枪和市井阶层的日常谈词。“九·一八”事变后经历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的中华民族满目疮痍，此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政论家与思想家更加冷静、客观地对待西方自然法学思想，他们著书立说对西方自然法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起着重要作用。　　第2章主要从宏观上勾画西方自然法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阶段，提炼出它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解释，以展现西方自然法学在“当代中国”这一时空系统中传播与研究的影响因素，并企图揭发观念传播的机制性原理。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伪法统”，全盘照搬苏联法学教育体制，因而当时几乎没有自然法学的半点踪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法学界先后经历了“反右派”、“法学大跃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此时期西方自然法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始终没有发芽的土壤。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中国法学由此走出低谷，而西方自然法学传播与研究也经历了解禁松绑、初步发展、相对繁荣阶段，迎来了学术的繁荣之景。纵观这六十年，西方自然法学研究呈现出“研究立场从意识形态批斗走向法学中立评价”、“研究路径从翻译、引介走向运用”、“成果产出从“作坊时代”走向“工厂时代”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出国家经济转型、管制松动、政治生态转向及科技信息日趋发达等变化。　　第3章主要是盘点西方自然法学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力，进一步审视当代中国研究西方自然法学的学术图谱。建国头三十年，西方自然法学研究成果极少，译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且研究立场清一色的批判腔调。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我国不仅翻译、引介了大量的西方自然法学经典著作，而且产出了许多研究专著和论文。从西方自然法学研究主体来看，此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从事西方自然法学研究的学者，但整体上呈现老龄化和断层趋势。从西方自然法学研究成果类型来看，老一辈成果以译著为主，中、青年成果以论文、译著为主，专著为辅，但近年来出现一种“教材化”趋向。从研究主题考察，此时期研究相对集中在人权、法治、社会契约、分权制衡、分配正义等方面，并且研究开始渗透问题意识与本土情怀。从学者拥有的西方自然法知识的来源考察，转译苏联翻译的西方自然法学著作明显减少，直接翻译欧、美自然法学原著增多，其中美、英、法、德等国的自然法学代表人物的原著占了很大比重。正是这些国家、这些代表人物的诸如分配正义、天赋人权等观念成了中国学者阐析自然法的智识源头。从引证率与转载率来看，近年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在西方自然法学这一研究领域把持着主流的话语导向;同时近年也产出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集中在法治、人权、契约及自然法本体论等传统研究主题上，反映出学者们在这些主题已初步达成了某些学术共识。　　第4章主要是挖掘我国学者在研究西方自然法学方面所形成的特色论题与论点，以揭发西方法学观念与本土思想资源耦合的状况。与西方学者研究不同，中国学者研究西方自然法学有着自己的知识前见、观念结构与本土情怀，因而他们在研究过程当中会呈现出中国本土特色的时代论题与论点。事实上也是如此。六十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自然法学过程当中，始终对自然法学本体论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在自然法概念与特征及属性、自然法演变、自然法的价值与意义、自然法与马克思主义法学及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关系等论题方面产生了大量富有创见的知识与观点。同时，西方自然法学诸如法治、人权、正义、社会契约等经典理论与命题，也是我国学者六十年来一直所关注的重心所在。此外，西方自然法学与宪法、国际法、民法及刑法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我国学者关注颇多，并且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　　第5章主要是在前几章的基础上进行学术自主性的反思。此章先是将西方自然法学与西方其它法学流派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对比，以揭示出它在整个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中的位置。然后从正、反两方面对西方自然法学在当代中国的研究状况进行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对今后研究提出一些建议。六十年来，在西方法律思想史总体上并未受到应有重视的环境下，与其它学派研究相比，西方自然法学研究受到了当代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明确了西方自然法学的研究范围与对象，逐渐摆正了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路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员，并产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同时也认识到，在研究自然法学时要客观地看到西方自然法学的优、缺点，要注重研究的交叉性与整体性，要富有问题意识与现实情怀。然而在研究过程当中还存在许多缺点，比如研究方法单一，过多依赖译著与译文而忽略第一手资料，缺乏青年研究队伍等等。为了克服这些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重研究方法的更新，同时要不断拓展研究的宽度、深度与路径，并注重研究梯队的培养与原生态资料的占有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