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揭示加尔文神学思想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与近代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线索分析加尔文政治思想的特质，及其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基督教最初是一种关于个人灵魂拯救的独特学说，它把人的精神生活从整体主义的世俗社会中剥离了出来，播下了神学个人主义的种子。然而，后来教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精神权力的扩张，使其成功地介入到信徒与上帝的关系之间。教会在其权力范围内对信徒的精神世界实行了最严密和最严厉的控制，最初的那种个人主义就被教会的整体主义所压制了。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从根本上瓦解了教会主张其精神权力的神学理论基础，“平信徒皆为祭司”的原则又进而颠覆了教会内部的教阶等级体制。路德宣称自己是为了恢复基督徒原本的自由，在精神事务上信徒只对上帝负责，这背后就是神学个人主义的复兴。路德将神学个人主义严格限定在不可见教会之中，教会和世俗政府的组织被划为世俗统治者的领地。路德创造了一种没有教会相抗衡的世俗政府，他所作的只是劝诫基督教君主和官员，按照基督教的方式来行事，却没有提出一种系统的政治学说。再洗礼派的做法是否定政治生活以及有形教会的合法性，直接以不可见教会的原则来取代整个社会。再洗礼派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走向了两个极端：消极的退出或者激进的毁灭。加尔文早年的神学基本上是对路德的重复，其政治态度也与路德保持一致。但加尔文后来的神学首先是将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推到了极致。对于加尔文的信徒来说，他只能独自去面对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确定的命运，因为没有任何外在因素可以介入到他与上帝的关系之间。这种严格的预定论思想标志着神学个人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加尔文对路德更重要的背离，在于他通过独特的成圣思想，将神学个人主义扩展到无形教会之外的可见教会与世俗政府。这种扩展的过程可以被概括为神学个人主义的此世化。此世化这个概念，意味着加尔文的个人主义仍然是基于一种独特的神学理论，特别是基于一种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独特理解。这种个人主义可以渗透到此世生活之中，它是一个动态的、不稳定的过程，而非一种定型了的理论原则，至于它的推动力就是信徒在此世的成圣活动。与再洗礼派相比，加尔文不是直接用神学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不可见教会来取代可见教会与世俗政府，而是在肯定可见教会与世俗政府存在之必要性的前提下，以一种此世化的神学个人主义精神来重构它们。上帝建立可见教会是为了维护信徒之间的秩序，并且激励它们的成圣。上帝建立世俗政府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信徒之间以及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秩序，同时利用世俗的惩戒手段来促进信徒的成圣。世俗政府是为了信徒个人而建立的，信徒个人要改造政府以使它恢复正确的目的。信徒自己可以判断政府是否符合了这个目的，世俗政府的掌权者即世俗官员，必须由全体信徒选举产生。这是一种系统的个人主义政治学说，它涵盖了世俗政府的各个方面，都是围绕着信徒个人而建立的。加尔文主义者在继承和发展其政治思想时走向了不同的脉络。以贝扎、莫尔奈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加尔文主义者，虽然积极地为抵抗暴君而辩护，但他们更多的是继承了加尔文关于契约、法治和下级官员抵抗权的论述。他们更多地把加尔文建立在此世化的神学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关于教会和世俗政府的主张看作是一个遥远的理想。相比之下，诺克斯和弥尔顿为代表的更为激进的英国加尔文主义者，则是要努力去实现这种理想图景。新教改革打破了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政府的二元对立，让个人直面强大的政治权力。这实际上破坏了政治格局的平衡，当政治权力压迫个人时，他只能消极的服从或激进的对抗。加尔文高出新教同辈的地方，在于他想要恢复政治上的平衡。他试图以个人为基础构建教会和世俗政府，从内部约束二者的权力并让它们互相制约。霍布斯继承和改造了它的个人主义内核，将其建立在人的自我保存这个完全世俗的基础上。政治权力完全从个人的自然权利推导出来，而且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自然权利。洛克扩展了个人自然权利的范围，同时从世俗的角度论证了政治权力应该符合法治和分权的原则，并且将民众的革命作为制约政治统治者的最后屏障。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政府的二元对立，被彻底转换成了现代个人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