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以来,中国行政问责实践取得了长足进展,一大批官员被问责,从而形成了引起各方广泛关注的“问责风暴”。与此同时,中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之门也逐步开启,从地方到中央,有关行政问责的规定纷纷出台。中国政府在推进行政问责方面,其决心和毅力超乎寻常。为何选择这样的时机,如此努力推动行政问责的进程,本文将试图进行分析。在目前行政问责的过程中,有行政体系内部的等级问责,表现为“上问下责”模式；也有来自行政体系外部的问责,即来自公民的“个体否决”模式,以及媒介的“跨地域”模式。由于政治传统和政治架构的影响,使得等级问责与行政体系具有较高契合性,因此“上问下责”成为当前行政问责的主要模式,并且制度化进程得到一定推进,当前所说的“行政问责制”基本也是指有关等级问责的制度。与此同时,行政体系之外的问责呼声也日渐高涨。从公民到大众传播媒介,无不发出了对于问责权的诉求。他们利用压力型体制的特点,不断寻觅开展行政问责的政治空间,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行政问责的行为,即公民的“个体否决”模式与媒介的“跨地域”模式。这样的问责行为,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责任政府的建构,促使政府官员更好地对民众负责,但另一方面,缺少制度化的无序问责,也带来了种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