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态保护逐渐成为席卷全球的浪潮，国内需要加以保护的地区在地理范围上，常常和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相对主体民族而言的少数民族地区相重合。多年实践证明，将生态环境同本土文化分割的片面保护措施，往往成效甚微。本论文通过对长江源头第一乡——唐乡小型牧业社区的人类学考察，以民族志手法阐述本土牧民在高海拔草原生态环境中的位置、当地自然环境对人和社会组织的影响、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互动、以及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对当地人与环境关系的影响等，论证当地生态环境恶化不仅是全球变暖等自然因素导致，也不局限于经济发展等因素酿成，本土人群主体性被忽略、人与高原生态环境之间游牧文化链被冲击甚至被打破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在当前日渐加大的生态保护力度中，如果依然忽略本土文化生存与民族主体性、忽略当地民族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的文化适应性，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为了环保而环保，其结果与前途都可堪担忧。 本论文通过考察当地游牧生产生活、婚姻缔结、家庭经济、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形式等文化构成要素的时代变迁，阐述高寒草场退化与本土文化受到冲击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从本土人群主体性出发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当地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与游牧藏族本土文化受到冲击具有直接联系。在人与自然之间，不仅是依存和攫取等功用性关系，还存在着文化联系。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群以自身千百年绵延的文化理念及行为与当地环境达成协调一致，当这种文化关联被外来文化冲击至岌岌可危甚至断裂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本土文化的存在危机都将是难以避免的。 “生态保护”不仅要考虑野生动植物栖息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应关注作为牧业社会基础的高原草场生态环境。“文化生存”也不只是服饰汉化、语言使用弱化、精神迷茫困惑等内容，还应包括本土民族与自身环境之间世代发展出的协调共存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应关注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的表象背后，存在着人与环境之间文化关系的断裂；希望在相关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注重反思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主体性地位被忽略的后果;并以此为鉴，在当前呈蓬勃之势的环境保护浪潮中，摒弃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关注本土民族与当地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文化适应性，从而以当地民族主体性为出发点，探讨生态、经济与文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本论文属于应用性研究。在调查与文本写作过程中，运用了人类学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影像记录、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等方法。 本项研究旨在通过分析翔实可信的田野调查资料，阐释在国家建构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以进步与改造的名义，对当地民族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如何影响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忽略民族主体性的生态保护，又将加深本土人群文化生存危机。对于拓展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长江源头地区的生态现状及其前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发展。因此，探讨当地环境恶化、生态保护与本土民族文化生存之间的关联性，可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总之，本研究将加深对生态与文化互动关系的理解，为学术研究和决策参考提供必要的经验资料;对于促进人类学环境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