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众多的宦滇官员中,若以在滇历时之久与记述行程之丰论,恐活迹于嘉庆年的王定柱莫属。王定柱从嘉庆六年(1801)首次入滇,至道光元年(1821)离滇入蜀,在滇20年,其卓越的才能深得滇中督抚认可,曾数次得到升转,宦迹几乎遍布三迤,历任师宗县令、丽江县令、他郎通判、思茅同知、黑盐井提举、镇沅知州、普洱府知府、永昌知府、开化知府等职。在滇期间,王定柱曾两次被评为“卓异”。在这两次入京觐见时,出入云南都写下了纪程著述,加上首次入滇和离滇入蜀时所著的两部,共有六部,即《鸿泥日录》《鸿泥续录》《鸿泥三录》《鸿泥四录》《鸿泥五录》《滇蜀纪程》等。这六部纪程著述所记路线基本相同,但每部著述内容却不重叠,对前部所记内容后部绝不再记,所记内容在行程上具有互补性,在时间上又具有连续性,形成了一条可情景化、具体化、生活化的行程图。在交通工具上,由湖南麻阳县人经营的麻阳船,在沅江——(?)水水道上形成了很具规模的船运产业,船人娴熟的驾船技术已完全适应入黔水道的“滩河”,已成为当时仕宦经水道入黔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岭多箐深滇黔驿道的地形特征,决定着大部分路段的运输得靠人力肩舆或黔马。塘与逆旅的完备设置,很好的维护了驿道的畅通。在城镇上,沿途城镇的布局形态,严格受到地形地貌的影响。城镇与道路之间有着复杂多元的联系,城与城之间的串联勾勒出了线路的走向,交通区位的优势深刻影响着城镇的发展,其中镇远、贵州、安顺、曲靖、昆明等就以重要的交通区位,形成了滇黔大道上重要交通节点。另外,便利的交通条件并不一定能给城镇带来发展的优势,有时反而会其累,如贵州之玉屏、云南之平彝等。总的来看,王定柱的鸿泥系列著述,成为清代最完整、最系统记述滇黔大道的著述。非常系统的介绍了滇黔大道的交通路线、交通工具,以及沿途地貌、城镇、地名等情况,有效的反映了当时的滇黔大道交通特征。对于全面认识当时云南出省动脉——滇黔大道的价值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