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增设了终身监禁条款,一经出台便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的终身监禁带有浓厚的反腐色彩,终身监禁在我国适用的6年多的时间里,共有10起贪污、受贿案件适用终身监禁,伴随着争议而来的终身监禁在贪贿犯罪领域,产生了很好的威慑效果,减少了贪贿犯罪领域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同时也提高了该类犯罪的生刑,民众的接受程度较高。尽管诸多在学理上的争论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明确,但一些源于终身监禁本身的固有弊端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焦点问题没有确切的司法解释,有关终身监禁法律属性不明确,适用范围窄,适用界限模糊,量刑情节不易衡量,不可减刑、假释规定的不合理等问题仍存在值得讨论的空间。本文对于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重点是国内外的研究综述,国内对终身监禁的研究在修正案出台以前侧重于从与死刑相较的角度出发,在修正案出台之后则从终身监禁的溯及力、性质、作用等方面展开研究。国外的研究有地区上的差异,美国存在终身监禁导致刑罚位阶不清的问题,德国有学者认为年少年老者同判终身监禁的服刑期不公平,法国设置了“半释放”的考察期,英国则有学者关注到了终身监禁的执行费用问题。为后文阐述中外终身监禁模式比较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是终身监禁概说。从终身监禁在我国和西方的历史起源探索入手,论述我国终身监禁的理论基础,在刑罚根据上综合体现了报应性和功利性,提出应结合报应性体现在生刑上的加重和功利性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效果,将终身监禁的刑罚价值最大化。明确了我国终身监禁作为刑罚执行措施的属性。第三部分是中外终身监禁制度比较。首先采用“宽严一体说”从适用的罪名、条件以及效果上来理解我国终身监禁的刑法适用。其次分别介绍了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终身监禁模式。最后将我国的终身监禁的模式与广泛适用终身监禁的西方各国相比较,发现我国终身监禁在不得减刑、假释,仅适用于贪贿犯罪,未规定救济措施,可自由裁量以及强制劳动等方面与国外有较大不同。第四部分是我国终身监禁司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通过我国已决的十起终身监禁案件,展开阐述了第一,终身监禁在司法适用中的数额标准应以2亿为界限;第二,量刑情节上对犯罪数额和情节应以全面评价和避免重复评价原则为前提;第三,数罪并罚的处理需明确刑罚的阶梯性,认为终身监禁在司法适用中应被视为是重于限制减刑的无期徒刑的刑罚;第四,终身监禁的溯及力上问题上存在罪刑相适应原则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冲突和新法与旧法适用中的比较与矛盾,认为不可一味追求罪刑相称而忽略法律的可预见性,并提出在量刑阶段出现新旧法的矛盾时同时考虑新法与旧法;第五,存在重大立功的适用阶段是在死缓期满前还是期满后执行终身监禁之前的争议,论述了应在死缓期满前适用更符合立法目的。第五部分是对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反思与探讨。对于终身监禁适用范围是否扩张的问题上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本文认为应在保留死刑的框架下,考虑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针对贪贿犯罪开始适用终身监禁之后死缓适用空间被压缩的问题,提出了调整终身监禁的数额标准并压缩无期徒刑的适用空间的解决路径。对于终身监禁的执行效果,提出亲属帮持犯罪分子老年医疗开销,“分押分管”,可通过重大立功回家探亲等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