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一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将制度引入经济分析中,认为制度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其实早于新制度经济学100年的时候,马克思就把制度分析和经济分析联系起来,型构了其伟大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道格拉斯·C·诺斯无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因“用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来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从而在经济史方面的新的研究”与福格尔共同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自认为是“马克思理论的笃信者”,后来又自认为超越了马克思。本文对两种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两者的制度范畴、历史背景、假设前提和方法论、制度的本质和起源、制度的功能、制度变迁的动力和路径、所有制(产权)理论都不相同,诺斯并未超越马克思。马克思从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更多关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本文“重返”马克思,对其未来社会公有制理论作了梳理,认为其完全胜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增强了改革过程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诺斯的制度理论有为资本和私有制辩护的痕迹,与马克思理论有本质区别,但这不妨碍其在“市场交易已成为最普遍的经济关系形式”(林岗,2000)条件下,对制度的边际调整和变化的成功研究。我国改革进程也是制度变迁,而且是生产关系的基本点---所有制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制度的边际调整和变化,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亦有用武之地。特别在应对传统文化阻碍“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形成、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改革进程方面,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渐进式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通过本文的研究,作者认为：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角度,对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测角度比诺斯维护私有产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更为宏观、更为全面、更为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未来社会所有制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二、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影响源远流长,区域范围广、地区差异大,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突破传统“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之路径依赖,兼顾各阶层、各地区利益,发展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所需的社会条件,这些制度的边际调整和变化,诺斯的研究颇具现实意义。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基于劳动产权的股份制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方式,也是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公有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