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前后，中国兴起了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一场由都市知识分子发动的复兴乡村的运动。目睹辛亥之后中国政治的失序，他们的目标也不仅仅停留在乡村，而是将乡村建设运动视作民族自救的一条出路，乡村建设运动亦成为一项建国运动。其中乡村组织的建立成为运动的关键，因为它不仅是运动的推动机关和乡村建设所要改造的目标，同时它也是政治权力得以落实的社会基础。这场运动自始至终有两种张力。第一，如果政治无序，外有列强压迫，内有军阀混战、土劣把持地方政权，那么社会运动团体就不能集中力量建设乡村。第二，乡村建设如果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那就始终是一乡一县的实验，无法为整个中国的前途求得办法，那么由乡建来实现“民族自救”、“民族改造”，就如同“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一样，终将成为吹破的“胰子泡”。如果枪杆子不能做到的，凭借几只笔几把锄头就能做到吗？本文以梁漱溟为例，就乡建与建国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在导论部分，提出本文的问题，近代乡村衰败的原因是什么？乡村的衰败与国家政权的分裂有怎样的关系？如果要结束国家的分裂，为何不能直接在中国建立近代国家制度？并联系时代背景，说明乡村建设是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第一章从乡村发展的恶性循环出发，指出国家政权的不统一，政治秩序的不建立是乡村破坏的原因，而要建立政治制度，反而不能从政治本身着手，否则会加重对乡村的破坏。第二章考察了近代两种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和苏俄党治，分析它们不能在中国建立是有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原因的。第三章则是以梁漱溟对东西文化根本差异的阐发为基点，说明建国所依赖的精神条件。第四章结合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论述，指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是建国所面临的社会条件，而中国社会构造的真欠缺是在团体组织。第五章讨论团体组织必须从乡村入手，同时与中国固有的精神和社会构造相符合，梁漱溟提出了乡学和村学的乡村组织原型，并由此建立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实现最终的建国目标。第六章则重新反思乡村建设运动，指出乡村建设运动为何由都市知识分子发动，这场运动又如何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场自我改造运动。结尾部分则讨论梁漱溟的乡村组织思想在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