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打破了传统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途径的主导地位。而联邦制国家的自主性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国家引导政策发展,首先是个国家自主性的问题,而对美国而言首先要思考国家权力是如何突破制度性约束而实现的,又因为何种原因得到了扩展,以及国家通过什么方式引导了政策发展。相对于非民主国家所经常使用的专制性权力,民主国家主要依靠建制性权力的影响来实现政策偏好并转化为权威行动。另外,由于联邦制国家特有的结构,又需要讨论国家权力本身所受的约束,以及国家与其他行为体,包括国家与社会、国家政府与州政府、联邦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制度支持理论和权力资源理论为理论框架,从历史的维度分析了美国国家政府是如何通过策略行动,适时地引导全国中小学教育政策发展的。因为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基于国家利益而建构的政策话语,为国家权力提供了基于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制度基础。按照建制性权力的实现条件,国家能够依赖于其所能衡量具备的资源,适时地采用财政资助政策杠杆、思想和权力渗透、以及协商性能力的使用等各种策略行动将自己的偏好转化成政策,实现国家的自主性,并能维持这种政策偏好。在政策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和政策的实现有着一种相互加强的趋势,实现突破的新政策或许又成为新时期国家权力的制度基础和支持性力量,从而为国家进一步扩大权力提供了可能。已经存在的制度虽然为行为体的权力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但也成为限制权力扩张的因素。美国国家权力似乎承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制度上的约束,使得国家权力的每一次扩大都显得尤为艰难。新政策本身会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发展,甚至还会不断强化,在其中发生制度化的过程,从而成为对过度偏离已有政策范式而实现政策急剧变迁的约束力量。正是因为美国有着稳定的宪政制度和较为稳定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权力约束机制,决定了国家权力的限度。因而,国家权力的实现和公共政策变迁都呈现出一种渐进和缓步慢移的逻辑,呈现出特定的政策稳定性。教育本身不属于联邦政府的宪法列举权力,但是国家通过寻求制度性支持和权力资源的获得实现了这一权力。通过对1954年至2012年美国中小学教育政策发展的考察,事实证明国家很多时候确实能够实现自己的偏好,并按照偏好继续前进,并且这种偏好并不是社会偏好的简单反应,在实现偏好的过程中遇到阻力时,它会通过从国家利益高度界定政策问题,引导国家政策话语；通过思想影响、协商能力以及财政资助政策杠杆等渗透性权力引导社会和其他各层政府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认同；通过不失时机地利用和制造声势,转变和引导社会观念和偏好,从而达到自主地实现和维持国家政策偏好的结果。国家权力实现与政策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在一定政策范式基础上的思想和权力的强化,又形成了美国特定的政策发展逻辑。从对美国中小学教育政策近六十年历史发展的考察结果来看,联邦政府始终在全国政策发展中起到掌舵和引导作用,联邦政府代表国家引领了全国价值方向和政策走向,并且随着思想和权力的不断强化,国家对各州政策执行要求和标准越发严格。不过,标准的制定权仍然属于各州,具体的执行和教育中其他最为核心的功能性领域仍然由各州具体操作。联邦制度下的国家权力本身就是有限度的。即使是遵循着路径依赖的权力强化逻辑,国家权力的增长也不是无限的,因为美国拥有为约束权力而设计的宪政体制和历史地形成的对国家权力时刻保持警惕的政治文化。虽然奥巴马针对教育问题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但这也是以给予各州充分的灵活性作为交易为条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