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不断深入,企业融资渠道不断创新。然而,不可否认,银行贷款仍是我国企业融资的最主要方式之一。银行贷款具有控制企业自由现金流、向外界传递积极的公司治理现状、降低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合理有效监督企业治理过程等作用,能够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的效应。近年来,连续多起发生的巨额银行贷款到期无法偿还事件,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银行贷款的“贷后管理”问题。而通过对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我们发现,在西方完全资本市场中,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利益相关关系,银行债权能有效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然而,在以我国为代表的转轨经济国家中,由于“内部控制人”、“预算软约束”等问题的存在,银行债权非但没有形成积极的公司治理效应,相反却抑制了企业的经营绩效。那么,究竟是中国的银行债权确实没有起到有效的公司治理效应,还是现有的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并细化呢?在“后股权分置改革时代”,我国的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是否发生了显著的改进?带着这样的矛盾,笔者从银行债权治理效应出发,以管理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代理成本作为债权治理效应的观察点,将管理层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划分为“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选取沪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检验的方法,分别研究国有与民营企业两类企业的银行债权在公司治理效应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银行债权对显性代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也即银行债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有效抑制以“在职消费”行为为特征的显性代理成本的。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银行债权对公司显性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相对于长期银行债权来说,短期银行债权对公司显性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在隐性代理成本方面,银行债权对其总体来说仍不具有抑制作用,即企业的银行债务水平与其财务绩效呈弱负相关关系。相对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银行债权对隐性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并且近年来已经显示出了正的公司治理效应。同时,我们也看到,民营企业银行债权对隐性代理成本抑制作用尽管仍不显著,但是年度间的改进是明显的。相对于短期银行债权来说,长期银行债权对公司隐性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实证方法,专门研究了债权中的银行债权对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从研究的视角来说,本文选取管理层与上市公司间的两类代理成本作为公司治理效应的替代变量；从银行债权的期限角度来说,本文区分了短期银行债权和长期银行债权对公司治理的不同影响；从研究的横向跨度来说,选取国有与民营两类企业进行对比分析；从研究的纵向跨度来说,选取了2007年～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两类企业银行债权治理效应的年度间改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