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朝中期,以苏州地区的文人艺术家所组成的吴门画派占领了当时的画坛,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明代山水画的主流方式。但是及至明朝晚期,随着吴门画派日渐式微,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成为了当时山水画的领军人物。吴门画派和松江画派在时间、地域、成员来源等客观条件上十分相似；而在主观思想上,这两个画派在绘画的理念上也拥有明确的相同点,并且由于他们同样选择以元代文人画派大师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因此在绘画的母题、技法、结构和意境上也有显著的相通之处。但是,无论是董其昌本人还是明末的绘画评论界,以及后世的诸多艺术理论研究者,都明确指出这两个画派具有巨大的差异。然而由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习惯,对这种差异的探讨往往局限于抽象的理论文字,无法给人以直观的认识。西方艺术理论界在20世纪初期兴起的,以沃尔夫林为代表的形式分析法,能有效解决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研究的缺陷,但是由于文化差异,这种西化手法并不能完全直接运用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因此,通过将其与中国古代传统的艺术批评手法,即南朝谢赫所提出的“六法论”相结合,将西方的形式分析法,分别运用于绘画作品的意境、笔法、形态、色彩、结构、模仿等六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便能较直观和全面地发现,董其昌所代表的松江画派,对吴门画派和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的手法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明朝晚期社会思想激烈变化的产物,而对松江画派的“改变”的研究,将有助于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晚期绘画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