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历史的新篇章。中国交通运输业经历了自己的独特发展历程，1949年以前中国的交通建设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西方列强为各自的利益，在中国修建的铁路、公路等大部分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多年来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这种不合理的交通运输业布局没有太大的改变。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首先确立了交通运输业是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服务的指导思想，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周恩来多次强调了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交通运输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是工农业发展的基础，阐释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防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密切关系，吸收引进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重工业的理论和经验，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开展交通运输业建设的思想主张。 周恩来通过对我国交通运输业现状的分析，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主张要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的交通运输业，要优先发展铁路交通运输业，以铁路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为龙头，带动全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改变旧中国交通运输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加强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通联系，强化东西部、南北地区的运输往来，形成以铁路交通运输为主，辅助以公路、内河航运、海运、航空等不同的交通运输方式的交通运输网络。周恩来对交通运输业的人才培养十分重视，在向苏联等国家派出大批人员学习国外的先进交通运输技术的同时，着手建设自己的各层次院校，培养交通运输业的专门人才，培育中国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交通运输网络与管理就如同人体的血管与心脏，周恩来对交通运输业的管理工作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在多次管理机构的调整中，他强调不同交通运输形式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宜形成多种形式的管理模式。 在周恩来领导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交通运输业得到很大发展，不仅新修了许多铁路和公路干线，拓展了内河航道，还开启了远洋运输，增辟了空中航线，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改变了我国交通运输业落后的状况，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薄弱，长期以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政府在“一五”期间采取了加强了交通运输建设、缓解运输紧张等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运输需求大大超过运输供给这一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尤其在公路、内河航运及航空运输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二五”、“三五”期间，特别是“大跃进”中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给交通运输业也造成了很大损失和破坏。 本文通过分析周恩来领导我国交通运输业建设的成败得失，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着明显不足：第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尚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第二，运输业产值同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不协调；第三，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比例浮动较大，“一五”期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的16.6％，“二五”期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为14.2％，“三五”期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为14.1％，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呈下降趋势，使“一五”期间形成的良好的发展态势得不到资金的有效保证，严重影响交通运输的持续发展；第四，交通运输业技术进步缓慢，运输装备落后，与世界各国差距较大；这些问题的存在直至今天仍然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交通运输建设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是，要吸取确定优先发展运输业的好经验。在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财力有限，百业待兴的国情下，只有集中精力、财力办好几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才能有效地带动其它产业的协调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交通运输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血脉，是国防建设的需要，周恩来提出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不仅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而且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二是，在铁路运输业发展的带动下，协调发展其他运输业。铁路以其运量大、安全、见效快等优势，为航空、水运、公路运输等运输业不能比，在铁路运输业的发展下，促进了公路、水运、航空业的发展，使我国整个交通运输网络的布局趋于合理。现今，由于技术能力的提高、经营方式的改变等，对交通运输形式的要求也产生了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应很好地借鉴周恩来优先发展铁路的经验，确定优先发展的部门，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需要。三是，要使具有“船老大”及“黄金水道”之称的长江的优势发挥出来；四是，努力发展航空运输，使其成为缓解我国运输紧张局面的有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