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问题历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太湖水流域环境问题中所需的治污技术和政策引导,但是从利益主体的角度对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问题的研究较少。在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协调政策和体制不甚完善的背景下,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对太湖治理的实施效果有着直接的关键性作用,然而协调多方利益主体将面临诸多方面的阻力。因此,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不仅需要完善的政策和制度支撑,更需要协调好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利益协调机制。本文首先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和行为特征,选取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所涉及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利益主体为研究对象,发现相关主体间的利益诉求和特征,梳理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其中,中央政府追求的是太湖流域社会福利最大化,包括稳定人民生产生活、增加人民收入、保障环境安全等；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保证地方利益最大化,追求政绩诉求；企业是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的主要排污者,也是市场“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公众则是作为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和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最直接的受益者,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当各利益主体的利益目标产生冲突时,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诉求的矛盾冲突和博弈是制约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以利益分析为依据,构建了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主要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剖析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过程中影响博弈主体行为的博弈规则。对流域水环境保护中主要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行动、战略、支付、结果和均衡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博弈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和处罚力度,地方政府积极治理的概率与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成负相关,而与中央政府的处罚力度成正相关；地方政府和地方环保部门的博弈中,环保部门是否积极执行取决于环保部门积极执行的成本和省级政府对环保部门积极执行的赞誉和消极执行的处罚；政府与企业间博弈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政府的监管成本和处罚力度、企业的治理成本及其积极治理所得收益,企业积极治理的概率与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成正相关,与政府对企业的处罚力度成负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谋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与中央政府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惩罚成负相关,即提高企业和地方政府合谋的处罚可以杜绝企业与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上的合谋行为：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博弈中,公众的参与成本、公众参与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以及公众对企业的依赖程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公众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大于公众的参与成本和预期收益之和时,公众参与的概率越低。本文还结合了太湖流域的实际情况和博弈分析的结果,对影响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推进的因素进行探讨,并针对太湖流域各利益主体提出了构建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完善监督管理政策和激励补偿制度来调动地方政府对流域水环境进行治理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措施引导企业的行为方式、增强企业的环境治理水平、平衡其利益结构；而完善公众的参与机制和配套制度可以加大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有效弥补流域水环境保护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本研究为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利益协调提供了新思路,丰富和完善了利益主体在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中对博弈行为和均衡的认识,同时也为政府提高各利益主体在治理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协调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的关系以及有效地进行环境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