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正式确立了居住权制度,但制度设计相对简约,周延性亦略显不足,规范构造的不足与居住权相对复杂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具体表现为对居住权的法律关系结构、设立方式与消灭事由等诸多方面并未作出明确且系统性的规定;又如,当前立法者对居住权的功能认知仍局限于保障弱势群体“住有所居”,视居住权制度为贯彻公共政策的工具,未能体现诸如私人自治、效率与公平等民法价值,极大地限制了居住权作为在他人不动产上使用、收益的一般权利分化工具的权能。再如居住权仅能以意定方式设立,也难以确保其保障权能的实现等等。为避免居住权这一全新用益物权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提高制度的适应性和吻合性,亟需开展多维度探讨和适应性改造。基于法教义学等方法的研究表明,居住权的主体不应仅限于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也是居住权的适格主体;居住权客体“他人的住宅”需作扩大解释,还应包括自己拥有所有权的房屋,符合条件的商务、酒店式公寓,宅基地上的房屋,以及必要的附属设施。在居住权法律关系中,居住权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与优先购买权等权利,亦应承担妥善管理房屋、日常修缮及支付价金等义务。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也应更加多样化:遗嘱方式需将遗赠涵盖在内;法院能够以裁判方式为他人设立居住权。至于居住权消灭的事由,还应包括客体灭失、权利被撤销等。针对可能出现争端的事项,应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允许居住权人通过行使物权确认请求权,以及要求他人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同时实现居住权与所有权、抵押权的协调。为弥补制度构建中的不足,达成居住权适用范围的扩展,应通过立法实现“居购同权”,并以居住权制度完善现有住房保障体系,同时增设法定居住权,通过认可投资性居住权的方式实现居住权的商业化,以期在保障特定群体居住利益的基础上,促进不动产交易市场有序发展,最终实现居住权的良性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