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乡村社会当中,在男性统治阶层利益的驱使和观念的束缚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在契合与交融中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导致妇女一直被排斥于公共政治生活之外。公社体制时期,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之下,农村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参加生产劳动,妇女队长的重要性逐渐得到体现。国家也逐渐重视对妇女队长的培养和塑造,但是尽管有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妇女队长的成长和发展仍然遇到很多瓶颈。通过对辽宁省庄河市H乡人民公社时期妇女队长案例的调查研究,结合其他文献和文史材料。可以看到,人民公社体制时期,国家为了在农村地区组织和动员妇女参与社会化生产而做的努力,即积极推动妇女队长能力的孵化。但是受到贫困等因素影响,妇女队长的成长受到阻碍,这些案例呈现妇女队长进入到公共空间再到退出的全过程。遵循事件发生到结束的时间顺序和从事实到理论的实证思维,文章细致阐述了妇女队长在家庭当中、进入工作场域以及回归家庭领域三个关键阶段的能力变化情况。在国家与妇女队长的双向互动下,国家对于妇女队长能力的孵化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为妇女队长提供多种接受教育的途径,通过党校教育,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参与能力。归属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孵化性运作的能力,妇女队长对生产队归属感的产生,进一步孵化出妇女队长的号召能力和协作互动能力。妇女队长对外在环境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对工作内容的统筹安排以及对工作时间的灵活把控,同时还表现在对自身实践理性的维护上。妇女队长的工作能力的成长满足了国家治理的需要。但是,妇女队长的政治生存空间却受到制约,多种因素对她们的个人成长以及职业生涯起到腐蚀性作用,这其中既有家庭经济原因,也有传统性别观念以及政治边缘化晋升受限的原因。基于研究发现,组织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是国家对妇女队长能力孵化的逻辑起点,妇女队长通过国家对其接受教育能力、归属能力以及对环境控制能力的培养,实现和国家更有效的互动。但由于能力的脆弱性,在经济困境等腐蚀性劣势影响下,妇女队长由公共领域重新回到家庭领域。通过研究腐蚀性劣势与孵化性能力之间的关系,找到妇女队长的成长发展逻辑,进一步提升妇女队长的能力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