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研究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有必要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衍变及应用进行梳理。一般认为,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最早起源于美国对外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后逐渐在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之中兴起,并进而得到广泛的运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双边投资协定都将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纳入了其中,但各国在条约中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规定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产生的效果也大相径庭。为了准确的理解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并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需要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性质进行明确,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在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性质进行论述时,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展开,首先,在将其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相比时,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有明显的绝对待遇特征;其次,在对仲裁庭的实践进行研究后,本文认为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具有确定性、灵活性、综合性及利益平衡性等特点。最后,对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内涵,虽然条约中没有明确的界定,但通过以往的仲裁实践可以总结出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具体要素,因此,本文认为,其主要可以分为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其中实体要素包括投资者合理期待及东道国需要提供稳定和可预见的法律框架,程序要素包括禁止歧视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性质的界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进行解释和适用。但目前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解释还有许多问题不明确,首先对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是否属于习惯国际法的问题,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争论,而其争论的焦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即虽然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虽然在双边投资协定中被广泛接纳,但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已具备了广泛的国家实践及法律确信的要求,而持否定说学者认为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尚未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其次,由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最早起源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目前在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进行解释时,也会用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去限定,对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之间的区别于联系仍然没有定论,二者之间在适用范围、适用方式及适用效果上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条约实践方面,其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投资协定中,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量或投资需求,因而所采用的规定模式并不相同。在对各国所采用的规定模式进行总结后,本文认为,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主要可分为四类,分别是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与国际法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与习惯国际法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及列举式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不同规定模式体现了不同缔约国对投资者利益和政府规制权的不同的态度,但总体来看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表述朝着准确化、具体化和公平化的方向发展,利益导向也从最开始的侧重于保护投资者利益转变为寻求投资者利益和政府规制权的平衡。通过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仲裁实践及解释可以发现,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中所蕴含的根本矛盾是东道国政府规制权扩张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冲突。一方面,对于政府规制权的概念,其本身并非出自国际投资法,而是来源于国内法,后来被引入到国际投资领域。另一方面,投资者的利益从外交保护发展到条约保护,投资者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越来越多,受到保护的水平也越来越高。通过仲裁庭的实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仲裁庭在适用该条款时明显更倾向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仲裁庭出现这种倾向性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仲裁庭一味强调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作为私权利应该被保护,忽视了应该为政府规制权的合理行使留出空间;其次是仲裁庭在解释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时,把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放在了同等的地位。这导致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下两者的利益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投资者的利益出现了扩张的趋势,主要是仲裁庭在解释合理期待时采取宽泛解释。第二,政府规制权受到了限制,引起了许多国家要求对国际投资体制进行改革。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下的利益失衡引起了国际投资实践的不公平状态,特别是争议解决过程中,产生了政府监管的权利受限、公共利益收到侵犯、投资者的超国民待遇及利益需求扩大等问题。对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实现公平公正的方式应是达到投资者利益和政府规制权的平衡。这不仅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为东道国政府规制权的行使预留出空间,为投资者提供更稳定的商业环境。面对利益平衡的需要,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出现了新趋势。仲裁庭在适用该条款时从一味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转为了更好地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涉及到“投资者合理期待”时,仲裁庭的认定更加谨慎。在条约实践的方面,美欧投资协定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发展过程也是也是反映利益平衡要求的体现,美国主要采用开放列举清单的模式来对该条款内涵进行明确,而欧盟最新趋势中,采用封闭列举清单的模式来进一步对上述核心矛盾进行平衡,但美欧两种模式在适用上仍存在着问题。对于我国而言,我国对外签订的投资协定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存在着措辞不一致、定性模糊的问题。为了预防风险,我国需要对该条款进行改革。我国目前具有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身份,不能片面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或者政府规制权,而是应该选择最有利于利益平衡的模式。本文认为,可以采用列举式清单的模式,并且加入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适用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