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从历时的角度对泰戈尔英文诗歌汉译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并考察这一翻译活动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多数外国文学泰斗在中国的声誉或者是一贯如一,或者如流星般一闪而逝,其翻译作品也多如此。而泰戈尔及其作品在中国则时冷时热,时而被完全遗忘,时而被热捧,几起几落,这一现象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实不多见。在此翻译活动中,谁在翻译,怎样翻译以及为什么这样翻译都值得深究一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活动如此特别,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影响着这一翻译活动,以及从这一翻译活动中可以归纳出何种规律?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立足于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中国学者乐黛云教授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比较文学新观念中所提到的两国文学互补论来考察对泰戈尔英文诗歌的汉译过程及其汉译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借助多元系统理论中三个观点,其一,把特定的翻译现象纳入相互联系交叉的多元系统中进行考察,使真正与翻译有关的特征从更宏大的背景中突现出来;其二,把翻译现象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这一个研究对象于译语的关系比与源语的关系更为密切。翻译作品本身的特点在研究中显得更为重要;其三,在研究翻译作品时,翻译过程必须纳入考虑范围。本文对泰戈尔英文诗歌汉译的研究主要以时间为序,把整个翻译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讨论内容即是译者(译者身份,思想观念),译文特点,和影响翻译的原因(多元系统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作品现在的风貌)。在对这些内容进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就译者而言,若其本身为诗人,则其翻译作品较其他译者更受欢迎、也更容易流传于后世,如冰心与郑振铎的译文。若译者为学者型,其译文则更“科学”,为文学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以及为后来的专业翻译人员扫除学术问题上的障碍。研究发现,在这一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身份逐渐由诗人转变为学者再到许多默默无闻的翻译工作者。显示了泰戈尔英文诗歌流传面逐渐扩大这一趋势。随着译者身份的改变,译文的风格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第一时期由诗人译出的诗歌带有浓郁的诗味,遣词造句巧夺天工。第二时期学者的译文精确,读来仍然诗意盎然。最后一个时期的译文风格不一,大体说来散文化的趋势更强,其翻译质量也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同时出现了很多抄袭和盗版的情况。这些转变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相对而言,泰戈尔的诗歌在和平时期更受欢迎。因为只有在和平时期人们才有闲暇去体会这些诗歌中蕴涵的爱的哲学,梵的现实和生命的尊严。泰戈尔诗歌在中国的复兴也反映了中国新文学的复兴。在讨论泰戈尔英文诗歌汉译对中国新诗歌创作的影响时,本文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即形式和内容。在形式上,汉译泰戈尔英文诗歌把散文诗和小诗形式介绍给了中国新诗界。同时,这些翻译也丰富了新诗的语言,增加了新诗在句式上的多变性。在内容上,译者在翻译泰戈尔诗歌时引入了很多新的意象,为中国新诗注入了新的活力。汉译泰戈尔诗歌中的宗教与哲思也对中国新诗人有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