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与佛教的关系近人有两种误解,其一,学者受唯心唯物“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将佛教思想以唯心论概之,而将张载比附于唯物论而称唯气论,然依此论,则张载与佛教之关系便成为唯物论与唯心论思想之斗争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另一方面的误解则是套在整个宋明儒学被诬为“阳儒阴释”的氛围之中,张载之学亦被认为是参杂了佛学。更严重的说法是理学即佛学,从而把张载等宋明理学家对先秦儒家义理的发展视为佛教理论的改头换面。依此两种误解,则张载与佛教思想之关系不能很好的得以说明,张载之理学思想之实义亦不得彰显,进而宋明理学之实义、儒佛根本差异之哲学真问题亦无意义。张载与佛教思想的关系绝非仅是纯粹理论问题,而是张载以“出入佛老而返诸六经”的主体体证,即“读《中庸》——入佛老——返六经”的历程,来体认佛教思想的。总体上,张载对佛教思想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批评与吸收并存。在批评佛教思想中,张载“寓破于立”,即通过建构儒家一套足以对治佛教义理的理论系统,作为辟佛之根本依据。因此,研究张载佛教思想必先以厘清张载对儒家现实人伦世界的肯定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凸显佛家义理之缺失。具体的说张载以道德的“实理贯实事”为其辟佛的理论依据,即从天道论与心性论、主观与客观双向的展开为具体内容。在吸收佛教思想中,可以说张载吸收的形式大于内容,即主要吸收佛教义理的思想架构体系的形式(如“形上本体”)以及方法论(如“一心二门”模式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儒体佛用”,即儒学始终处于“体”、“主”、“本”的地位,而佛教始终处于“用”、“辅”、“末”的地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佛教的基本世界观、价值观从来就没有进到张载的儒学体系中来。当然,在这“一吸一辟”的过程中,偏差在所难免。虽然在“辟佛”的具体内容上,张载对佛教具体义理的理论批评不能算成功,甚至可以说对佛教的了解实属“粗略”。但我们也能在张载的思想中看到两者间的“互动”情形,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互动”里,一方面,张载建成、发展了新的儒学理论系统。另一方面,因来自儒学的批评,佛教自身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也应该看到,虽然儒佛之间有“互动”的情形产生,但基于两者在基本价值观上之不同,因此儒佛在根本上来说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