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对于沈从文具有重要的意义。沈从文自1923年来到北京以后,湘西就已成为他魂牵梦绕竭力打造的文学世界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长河》、《湘行》宣告着其早期竭力打造的供奉着“人性美”的“希腊小庙”的渐行隐退。纤尘不染的人性美的逐渐堕落与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图景的渐行拆解,表露出“乡野抒情”的逐渐淡化,以及“乡村写实”的逐步崛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创作逐渐面向现实的变化。这种面向现实转轨的变化,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客观因素以及创作主体自身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内忧外患、饱受侵略的残酷历史语境刺激着沈从文立足现实去描摹曾经的湘西世界；而他自身独特的文学观的调整与特有的“自卑”情结的慢慢拆解也使得这位曾以精神返乡来对抗都市世界的湘西之子将现实纳入到自己的文学展现中。　　 本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立足于文本研究,通过平行比较其湘西小说《边城》与《长河》,湘西散文《湘行散记》与《湘行》,从“人性美”的构筑,以及湘西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变化角度来考察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现实倾向的变化。沈从文的乡野抒情为湘西吹奏出一种田园牧歌的情调。这种乡野抒情构筑在他对“人性美”的歌颂与湘西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场景的山水画般的描摹之上。这种对湘西世界想象的关照支撑起他早期湘西小说的大体构架。　　 我们从他的这一时期的《长河》这部未竟的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出这种人性因现实而表现出来的“变”。沈从文在写作《边城》时希望将其中的人物的正直和热情保留些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气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就是说,他希望用“人性美”的力量从正面引导读者寻求一种民族品格的重塑；而在《长河》中,沈从文把想象中的赋予人性的至善至美客观化地进行了拆解“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朴素所表现的式样,加以剖析与描绘。”另外,从湘西小说所渲染的环境来看,湘西的世界在沈从文笔下曾经是一方净土,就好似海市蜃楼、空中楼阁那样让人无限向往却又可望而不可及。对于湘西世界的具体构造,是通过湘西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以及“人事”关系来实现的。自然景观的优美,民俗风情的独特,“人事”关系的简单透明都在渲染着湘西世界诗情画意般的情趣。湘西优美的自然风景,古朴、善良的民风承载着湘西小儿女“健康、优美、不悖乎人性”的美好品质,共同支撑着沈从文所精心打造的“希腊小庙”。可是,在现代社会,纤尘不染的环境与“人事”关系简单的社会形态是不存在的,只能是一种文人乌托邦式的情感寄托。从《边城》到《长河》,纤尘不染的人性之美逐渐被现实渗透,而承载着这种渗透的湘西的自然化境与社会环境也自然发生着变化,一种回落为人间的现实变化。自然场景的变化,古朴民风的衰落以及人物所处的社会关系趋于复杂,这些都以现实的面目宣告着以往田园牧歌式的湘西的衰落。《湘行散记》与《湘行》分别创作于1934年和1938年,这两部散文集都是沈从文返乡后所做的。都是写实纪文,记述湘西的自然风光与人生风貌。当我们进行文本细读时会发现,这两部游记式的散文各自书写的侧重有所不同,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主旨意图也有较大差别,从中我们同样可以体悟现实语境对其创作的影响,感受到由抒情到写实的曲折转变。　　 第二部分,试图深入分析形成这种变化的因为,从客观与主观层面加以分析:从客观角度讲,当时中国残酷的社会语境是促成这种变化的外部诱因；从主观角度看,沈从文文学观念的适时调整与其作为“乡下人”的独特的创作心理成为促成这种创作现实转变的内在深层次的因为。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成为沈从文创作像现实急剧转轨的导火索。为了躲避战火,沈从文由北京向南撤退,一路上的战火纷飞与难民逃亡使沈从文对民族抗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在南下途中,他于1938年又一次回到了湘西。此时的湘西已经成为通向大后方的战略要地。作为战略后方的湘西汇聚着各种矛盾冲突:苗民由于不满各种苛捐杂税与盘剥奋起抗争；蒋介石在抗战中仍然对湘西要求抗日自治的苗民采取武力镇压的政策。湘西抗战力量分散,传统的孤立的处境使湘西面对着战争与统治者的双重挤压无所适从,这直接导致了沈从文对湘西未来的焦虑与反思,也成为他此时作品的创作重心。《边城》中湘西世界以及湘西儿女是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世界,在抽象的乌托邦式的世界中去铺展自己的文学理想的,虽然饱含着对民族品格重塑的美好热情,但缺乏对于当时中国现实的贴近与思索,过于抽象的古老环境反衬出他对于中国现实关注的薄弱。而到了《长河》,现实语境的逼仄使沈从文不可能再沉湎于天马行空似的场景之中,而以对现实更大的关注,展现“更广阔"的生活图景。由最初专注于湘西的自给自足,到打开视野将更广泛的社会图景纳入湘西世界,以此来调整自己对于“希腊小庙”的构筑,这种面向现实的渐进姿态,也说明了他在文学观念上做出的相应选择与调整。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已经功成名就。“昔日那个被沉重的记忆压得坐卧不宁的年轻人,已变成一位温和沉静、面呈淡淡忧色的中年教授。”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将他初到北京那不堪回首的生活逼退到历史的角落,城市曾经最初带给他的失落,如今都以成功的形式补偿给了沈从文,沈从文在获得了人生的诸多满足之后,与城市也达成了一种和解,于是他的自卑情结也逐渐的因现实际遇而慢慢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