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巴赫金著作中有关双重性问题的阐述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并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界定巴赫金双重性思想的承前启后意义。 论文第一、二部分分析了巴赫金《拉伯雷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两部主要著作中关于狂欢文化与狂欢化文学的诗学阐述,认为双重性是巴赫金诗学的一个基础概念,也是巴赫金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它贯穿了巴赫金关于狂欢问题阐述的每一方面,体现着巴赫金独特的艺术视野与哲学视角,是巴赫金用以构建其狂欢诗学大厦的一快基石。 在《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首先指出《巨人传》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狂欢节及其代表的民间文化传统,因而必须在这一文化视界下才能正确地给予解读。而《巨人传》所具有的颠覆中世纪天主教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功能,正是源于民间狂欢文化内在的深刻双重性:它是有着两副面孔的雅努斯,一切事物的过去与未来、死亡与诞生、衰老与青春、毁灭与更新等等相反的两极属性共存于这个一体双面的形象中,以双重共在的格局显现着。这种双重性表现在狂欢语言的辱骂——赞美同在之中,表现在狂欢节的形象和狂欢化文艺作品的情节中国王——小丑一体的现象之中,表现在狂欢节及其他民间文化中的怪诞人体上生——死两种因素的共存之中。而狂欢宇宙观中对属肉的、生殖的、代表民间大众的生机与活力的下部世界的肯定与张扬,正是对属灵的、僵死的、代表教会官方的腐朽与没落的上部世界的否定与打击。巴赫金认为,拉伯雷作品的进步性正在于此。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巴赫金进一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对双重人格的主人公的大量描写,乃是因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表现采取了狂欢与对话的艺术立场:狂欢化的体裁本能地蕴涵着讽刺性模拟,讽刺性模拟则意味着塑造一体双生的主人公形象;而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存在方式,他在对话中与他者建立特定的关系,他也在对话在中凸显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建立于深刻的对话性基础之上的存在,使他的身上不仅显现其“自我”,而且显现“他者”。世界就是由“我眼中之我”、“他者眼中之我”和“我眼中之他者”构成的,而“他者眼中之我”与“我眼中之他者”又都是通过“我”来显现的,在此也都成为“我”的一部分,成为“人身上的人”。由此,主人公的自我便一分为二,这个“人身上的人”与“我”相反相成、共存共生,相互对应,双重人格由此而生。 从宏观的存在的双重性到微观的个体的双重人格,双重性,是巴赫金关于狂欢文化与狂欢化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尺度。 论文第三部分阐述了巴赫金双重性范畴的独特内涵,分析了巴赫金双重性思想的西方哲学、文化背景,并把巴赫金对双重性问题的阐述与其早期伦理哲学联系起来,从而在整个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宏观语境和巴赫金本人的哲学运思轨迹中来把握双重性的思想意义。 论文从巴赫金对狂欢文化和狂欢化文学的研究中,从他早年构建的行为哲学理论话语中来把握其双重性思想的独特内涵。在巴赫金的诗学、哲学视界下,双重性首先体现为世界的双重存在,在狂欢诗学话语中又具体体现为官方与非官方的双重存在。巴赫金在中世纪教会官方似乎一统天下的世界里,发现了狂欢及其他民间节日所代表的另一个世界,作为宇宙的另一极,它与官方基督教世界的对应共存构成了新的世界图景。其次,双重性也表现为事件的双重意义。巴赫金的行为哲学认为,存在是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必然产生连串行为,连串的行为也就是事件:存在即事件。从这样的哲学立场出发,中世纪的狂欢就是巴赫金所面对的存在即事件,他对狂欢节和狂欢文化的研究则是对历史的存在即事件的揭示。狂欢节所表达的除旧迎新、告别死亡迎接再生的交替与更新精神,即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正是这一事件的双重意义所在。第三,双重性还表现为人格的双重共生。从狂欢文化中怪诞人体的生——死相依,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量双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形象,无不体现着狂欢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