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对当代中国政治中的秘书权力精英进行学理性分析。在中国，秘书是一类特殊的政治精英群体，主要是指那些为各级领导人或领导班子提供日常生活服务、文字服务、机要管理等事务性服务的公职人员。在公共舆论中，秘书现象一直是街谈巷议、媒体报道、公众议论的热门话题。主流的秘书学和领导学研究也仅仅在工具意义上探讨秘书工作的规范性价值，很少对实然意义上的秘书权力进行系统化、学理性的探讨。而在传统的精英政治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那些占据公共职位并且影响政治权力分配的精英群体，而往往将具有幕后性特征的秘书精英排除在外或有意忽略。我们认为，如果要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的结构构成、价值利益及其与政治体系的互动，就有必要将秘书精英予以关注。根据我们的经验分析，由于中国政治体系的特殊性，秘书精英实际上在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和政治过程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以人事制度改革为主体的组织路线调整开启了政党权力代际更替的新进程。干部选拔制度和领导制度的不断革新目标在于寻求一种政党权力有序化、制度化、机制化转移的新陈代谢机制，并且塑造一支能够有效支撑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发展的干部队伍。我们以改革以来历届中央委员会为样本，通过分析官员履历年表和精英结构构成，发现当代中国秘书精英在政党权力转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在那些获得晋升并成功跻身金字塔高层的政治精英中，有过秘书经历的精英（尤其是担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占据了相当比重。众多政治精英的仕途起点、关键升迁、官场转折都与其秘书任职经历密切相关。由此，我们对学界流行的技术官僚理论和各种类型的胜任力解释模式进行了反思。在解释秘书精英的升迁机会时，我们认为在官员任命体制和权力集中的领导制度下，精英的向上发展具有“政党栽培”的赞助性特征，即上级领导人和组织部门在遴选干部时往往具有多重考虑，并在此基础上将那些符合组织意图的候选人列入政党的培养序列。　　我们借助社会学关于精英流动的理论模式，提出了“政党栽培”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我们认为秘书精英之所以能够获得组织青睐与其特殊的政治品质与职业条件息息相关:秘书靠近权力中枢的特殊位置为其提供了培养综合政治能力、展现政治忠诚的象征身份以及营造关系资本的机会，从而使得秘书精英更容易获得导致升迁的各种资源。为此，我们将从政治能力、政治忠诚和关系资本三个维度分析秘书精英在政治变迁与政治过程中的权力。　　从制度规范上看，虽然秘书制度在政治体系内部处于附属于领导制度的边缘性位置，但是秘书职责潜藏着重要的政治功能。秘书在日常性的工作服务中，通过履行为权力中枢提供生活服务、办文办会、沟通协调各层级组织、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谋等职责实际上影响到了政治体系内部的信息流动、政治沟通、议程设置等重要事项。中国秘书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和集中领导权力以及促进权力组织体系运转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政治过程中，秘书精英逐渐形成一套适应中国政治体系运转的政治技能、处事技巧、为政窍门、仕途艺术、政治眼界等，这些都是构成秘书在等级化职级结构中取得成功的基础性条件。我们将这些基础性条件称之为综合性的“政治能力”。此外，我们还将强调秘书职位所特有的政治忠诚象征意义与秘书精英权力的关系。在任何政治体系内部，政治忠诚都是一种可贵的政治品格。中国任命制的干部培养基本制度使得政治忠诚具有三重意义:一是指政治精英对政党、宏观制度的意识形态忠诚;二是指政治精英对上级命令、组织制度的政策性服从;三是指政治科层结构的下级对上级的人格化忠诚。由于政治忠诚是一种主观性的评价指标，并无客观的分析维度，因此个人条件以及职业经历成为上级领导人和组织部门评价政治精英忠诚度的重要依据。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认为秘书职位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精英的政治忠诚提供一种象征性意义，从而使得秘书精英能够在强调政治忠诚的权力结构中脱颖而出。除了政治能力和忠诚因素外，我们还认为秘书之所以是一种“干部学校”，还与其所蕴含的关系资本密不可分。也就是说，秘书的职位获得及随后的迅速升迁跟秘书和领导结成的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工作的或人际的关系息息相关。领导在使用秘书的同时也在培养秘书，这种秘书制度设计使得秘书在职位竞争中可以得到关键人的支持。　　在实证材料方面，我们利用可以公开获得的官员履历、历史文献、权威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笔者对W省机关秘书的访谈调查作为论证的依据，从而为揭示秘书精英在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和政治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力提供支持，并试图在理论上为这种经验发现作学理上的解释。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难度颇大的课题，还需要后来者做更为精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