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方法学的理论和量化建构以及其背后的主客观等二元的思想从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区别开来时,就已经开始呈现。伴随着人类发展史,其方法学的倾向同样产生多元化。而“大数据”(Big Data)的提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性的时代浪潮,则迅猛地对量化研究产生冲击,其中巨大的数据库存(在量上正趋向于全体数据)使其方法学逐步地不再依赖于过去传统的抽样、假设检验,为其研究的目的和内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与此同时,在面对量化研究对社会科学中的支配地位,部分理论学者对其研究的方式进行了抨击,意在捍卫理论在社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大数据的出现、特点及其发展的脉络着手,描绘社会科学中的量化方法学之所以逐步趋向普遍化的原因;同时,笔者通过对社科研究中方法学的“本职”以及从经典时期到当代的主要理论家们对于学科方法学构建的梳理,来对这个时代下量化研究的局限性进行回应,以此与定量狂和社会学量化趋势剥离。最后需要反思的是,一方面,对于研究的方法学总是有意无意地呈现一种主客观二元的思维方式,如何尽可能地跳出这一非此即彼的概念框架来真正去深入探寻社会周遭世界的意义和问题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社会学的突破”;另一方面,大数据的到来和以此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全球格局的变化,是否意味着传统研究的方法学和理论的终结?站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的视角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本文除第一章的导论外,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是对大数据时代的一种概略的描述。其中,一方面澄清“大数据”一词的概念、由来及其特征,以至于论证它为何越来越受到推崇或追捧;另一方面,由大数据的运用中抽离出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方法学转向或青睐,以此作为回应的前提和背景。第二部分受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谢志刚研究员启发,因而将大数据时代下对定量研究的推崇和驳斥视为又一次方法学的争论,故从这一层面出发,并从历史纬度分别对三次方法学之争进行概要式的梳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数据引发方法学争论虽是近几年的现象,但其实根本问题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而这次的论证,其独特性就在于两种研究方式所处的地位不同。第三部分从经典时期的韦伯理解社会学理论开始一直到当代的福柯关于人文学科等论述,集中探讨定量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问题;但韦伯等人对于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全部主张就不存在缺陷,他们之间亦存在着分歧乃至批判。在经过方法学论争以及不同时期理论家的方法学主张的阐述后,第四部分意在确立一个重要的根基,即定量研究方法本来应该是做什么的。区分两者的本职的目的意在反观当下定量研究的实际情境在一定程度上的背离,故在最后一个部分以韦伯式的口吻并从建构论以及对弈式的能动性的角度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的不可忽视性。即便如此,最终仍再次强调和回应文初所示的目的,即并非停留在从经典时期直至当今仍在争论的学科方法学层面上,因为这种论争的形式既没有根本说清内在的区别,又仍然是陷入极端主义和主客观二元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