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瑟斯通“共同文化”观是基于对后现代“消费文化”反思之上的。他敏锐地关注到由于勃兴的商品经济而导致的文化转向过程:后现代文化对传统“经典”文化中心的排斥与消解,高雅文化走下神坛在发展中融入了通俗的“韵味”,大众文化占领发展高地,日益成为时代主流:艺术与生活接轨,融入进人们的日常活动之中;追逐浅层次审美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成为彰显自由的新途径。费瑟斯通既对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而感到欢欣,又对文化“泛化”现状揪心不已,他试图通过对“共同文化”的反思与重构,为后现代面临的文化危机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费瑟斯通看来,时代变迁赋予了共同文化崭新的风貌:新的共同文化是作为整体性的,能体现人类共同意识的文化;是建立在平等对话为核心的协调机制基础之上,同时又在大众日常参与和实践中建构的一个动态、开放式的文化系统;新型中产阶级是推动异质性文化“和谐”共存的中坚力量,是新“共同文化”建设的引导者和主力军。实际上,在以商品符码化和影像化为主要特征的景观社会里,出现了文化新的整合趋势,它隐含在人们的日常消费活动当中,融汇在“身体”的日常体验里。费瑟斯通肯定地指出,全球化的发展为差异文化提供了一个可彼此竞争、融合的场域,并在实际的文化摩擦和接纳的过程中培养了人类整体对多元文化的共同认知,跨域“共享”的共同文化。费瑟斯通“共同文化”的观念并非空穴来风,其有着悠久的历史——诞生于英国传统文化批评,经过艾略特、利维斯、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的阐释后显现出了较完整的形态。费瑟斯通正是将多位学者的理论研究与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具体的文化变迁结合起来,对“共同文化”概念进行了新的补充和阐释。总之,通过费瑟斯通的建构,“共同文化”的概念逐步具体和成熟起来。虽然“共同文化”在现阶段代表的仍是一种积极美好的文化构想,但文化内里同时也蕴含着人文知识分子们对社会变革的深切关怀。整体而言,笔者希冀能通过费瑟斯通“共同文化”观的梳理与探讨,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