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全面清理“诗史说”源流演变，认为每当国事阽危之际，以诗歌作为精神方式、历史作为精神指向的诗史思维方式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诗人的创作和诗学思想中。而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王夫之却是一个例外。其诗论表明，他是一个诗史苛评者。 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首先从对王夫之家学渊源及其独特的个人气质的考察入手，将其“诗史”观置入“诗史”说的源流演变中进行综合考察，以期对此问题作出解释。 此外，对王夫之诗史观的观照必须要放在王夫之诗学思想中进行。 本文认为，杜甫将过分私人化和女子气的情感带入诗歌中，王夫之对此是不满意的。与此紧密相关的“诗史”说自然也就成为王夫之抨击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讲，这与王夫之纠正理学家和性灵派等人之偏是有很大关系的，王夫之更进一步提出了“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的主张，体现了他对“性理”和“性灵”的整合。 本文认为，由于诗史说某种程度上混淆了诗歌和历史的界限，忽略了诗歌内在的属性，因此遭到王夫之的抨击。在诗学思想史上，这与前后七子过分讲求格调法度，脱离性情讲求形式有关。王夫之引入“关情是雅俗鸿沟”的诗学主张，对此进行了改造。 本文认为，王夫之诗学思想中重要的一环就是他对诗歌音乐性和境界美的强调。而音乐性要求简约，易于咏叹，与诗史说复杂的叙事品格形成矛盾。同样，境界的形成需要对情感等因素的强调，这与诗史说强调的叙事性形成矛盾。二者共同支撑着王夫之对诗史说的反对。 要言之，在明代“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诗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反对“诗史”的历史传统，而王夫之严厉的家学更导致了他本人对委琐情感、屠弱人格本能的反感，并因此导致了他对诗史说的苛评．王夭之的诗学思想是他对明代性灵与性理、性情与格调、音乐性与境界美等诸多诗学理论进行整合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整合的过程中，王夫之完成了他对诗史说的批评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