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十七年”中知识分子处于受压抑的状态。执政阶层不能完全信任知识分子,一直强调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面对残酷的政治威权的压力,在公开场合也表现出“顺从”和“迎合”。这一切当然都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但是,文学作品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表述又存在着与主流政治文化规范“差异”和“偏离”之处,我们不妨将这种差异和偏离看作是一种隐性的知识分子话语。历史情景总是非常复杂的,常常存在着一些时代主潮所无法彻底覆盖的角落,发现、命名、理解这些“异质性”的角落,还原历史的复数性、复杂性、暖昧性,正是本论文写作的宗旨。本文从分析具体文本中的知识分子话语入手,试图探宄“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话语的多样存在状态,指出“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未必都是被压抑的形象,而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暧昧性和复杂性。论文的主要结构与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对论文中涉及的主要概念,如“知识分子”、“隐性知识分子话语”、“红色经典”等进行界定和阐释,论证本文论域设置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其次,简要说明论文的研究背景,介绍论文选题和研究动机。再次,对涉及本论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相应介绍,并评述其中可以超越之处。最后,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指出论文可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第二部分为正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通过简要梳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经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到“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得出党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结论的同时,指出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定位由“团结”渐趋向“教育”、“改造”。此外,本章还重点分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并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当毛泽东以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将知识分子划为劳动者的范畴时,“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便成为他主导性的知识分子观。反之,当毛泽东以世界观为标准,将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的范畴时,“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便成为他主导性的知识分子观。前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占主导地位,后者在“十七年”时期占主导地位。从而确定了“十七年”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知识分子的主导性生存语境：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遭到忽视和贬低,被视为“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整体上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第二章,梳理文艺界领导人(郭沫若、周扬、丁玲)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和公开讲演,以及相关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创作谈,分析主流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定位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对此的接受和消化,同时阐释这种接受与消化背后的复杂原因：有对强大残酷政治权力的屈从,也有源于对新中国所取得成就的信服而导致的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拥护,还有某种程度上从众性的自发的认同。此外,结合文艺创作活动的特殊性和作家的生平经历,分析作品中存在偏离“规范”的隐性知识分子话语的可能性。第三章,以《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红旗谱》(梁斌)三部小说为主要讨论对象,对其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叙述进行细读分析,透过文学作品表层所体现的“灰色”知识分子形象和其受压抑的生存状态,找寻蕴含其中的“隐性知识分子话语”(尊重知识、知识分子趣味、正面知识分子形象等)。同时聚焦《红日》、《红岩》、《红旗谱》里面的“工农兵”形象,分析他们身上折射出的知识分子的影子,进一步充实“隐性知识分子话语”成分,并分析“隐性知识分子话语”存在的原因和意义。最后一部分为结语。对全文的论述进行总结,概括“红色经典”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话语与主流政治对知识分子定位之间的差异和偏离,指出“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未必都是被压抑的形象,而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暖昧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