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莱辛的《爱米丽雅·迦洛蒂》，克莱斯特的《O侯爵夫人》和卡夫卡的《变形记》这几部作品中的感知问题加以分析。论述的重点主要是，感知的文学演示模式在启蒙时期、十九世纪初和二十世纪初这三个时期的转变过程，目光和视觉感知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和与其它话语——例如宗教、哲学、医学以及正在兴起的现代人类学话语——之间的关系，以及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感知模式对人的建构意义。同时纳入研究视野的还有身体，例如手和脚，以及其它的感知方式，例如听觉和嗅觉，它们都与视觉感知紧密相关，构成了视觉感知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媒体也对感知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从媒体历史的角度来看，对语言、文字和声音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论述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对感知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瓦尔特·本雅明、格奥尔格·西美尔、克里斯托夫·伍尔夫等的感知理论。彼得·伍兹、格哈德·努曼、彼得-安得列·阿尔特对相关文学文本的分析也为本文提供了不少灵感来源。对上述三部文学作品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目光和视觉的文学演示方式上，分为三个部分：从莱辛的市民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的主人公爱米丽雅和赫托勒亲王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不成熟的感知模式，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感官的控制和使用上。为了享受目光所带来的感官乐趣，赫托勒亲王自愿成为脱离理智束缚的目光的牺牲品。感知问题对爱米丽雅来说，完全是个“盲”区。“听”话的爱米丽雅首先是她的耳朵的牺牲品——亲王在她耳边的轻言细语，母亲理性的教育话语以及父亲所代表的市民道德话语。面对自己的眼睛，爱米丽雅也表现出软弱无能。她不会利用目光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出于对失去灵魂贞洁的罪责感以及对肉体欲望的恐惧，爱米丽雅自愿选择了借助父亲之手的死亡方式。与爱米丽雅的感知方式相反的是候爵夫人奥西娜，她对自己的感知具有充分的意识。奥西娜的自信和独立表现在她在宫廷社会中的感知方式：她会借助目光对宫廷社会中的男性提出挑战；也懂得利用声音来表达自身的存在。感知的启蒙不仅针对剧中的人物，例如爱米丽雅，而且还指向了观众／听众。在此眼睛和耳朵不再仅仅是感知剧情的媒体，它们本身也成为了启蒙的对象。观众／听众必须从人物之间相互矛盾的谈论中，发现事情的真相。对克莱斯特的《O侯爵夫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现象世界的感知问题和1800年左右文字秩序的确立对感知的影响。克莱斯特对感知的主观性的认识主要受到了康德的认识论的影响。文中的女主人公侯爵夫人的感知是不可靠的。在她的眼中，俄国伯爵分裂为“天使”和“恶魔”，他总是作为“现象”出现。侯爵夫人的感知也呈现出分裂的状态，一方面她的意识坚信自己的清白，而另一方面，身体的现象和感觉却与此相对立。此外，晕厥也使侯爵夫人的感知出现空白。文中不仅出现了主体的感知问题，还出现了各种话语的交叉，沉默所带来的交流困难，以及身体语言的不可解读，这些都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破坏了秩序。这种无序混乱的生活只有通过文末的报纸广告和合同文书才得以解决。从这个文本也可以看到，在文字文化里，爱的表达和性的欲望是如何受到文字媒介的改变，并形成了一种有关经济和法律的话语。卡夫卡的《变形记》似乎反映了城市感知模式所发生的转换，文中将身体和感知问题与工作、家庭和主体认同联系起来。“萨姆沙总是在旅途中。”——这句话构成了本篇阐释的出发点。萨姆沙身体的变形可以看作是对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内心不适作出的反应，压抑下来的内心感受通过身体找到了释放的突破口。身体发生变形的萨姆沙在感知方式上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听到自己“动物般的声音”，使他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动摇。变形以后的萨姆沙失去了与家人的目光和语言交流，他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窥视者和窥听者，观看的目光永远得不到回应，也没有人愿意听取他的声音。萨姆沙在感知上被完全孤立，他的内心也因此而发生着变化。特别是经历了父亲的苹果之袭以后，身体的伤疤向内心转移，他对家庭成员和外界的一切开始变得漠不关心，对进食也产生出心理上的抗拒。与此同时，萨姆沙却对音乐蒙生了兴趣。他在音乐中寻找到了一种非语言文字的、符合身体真实的新的养料。本文着重探讨了所选文本中与身体和感知相关的问题，可能忽视了其它同样值得讨论的主题。正如我们的观看是具有选择性和排除性的，因此这种忽视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