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著作中对友爱详细且深刻的论述堪称经典，其友爱思想集中了古希腊友爱观念最本质的内涵。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友爱一直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和伦理话题，古希腊众多文献中均有友爱的身影。然而，到了近现代，友爱却长期游离于哲学的范畴，沦为世俗的实践游戏，已经被划入纯粹的私人生活的领域，失去了其原本应当具有的在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意义。友爱在政治哲学领域中已然是一个边缘性概念。友爱观念的边缘化与基督教神学的兴起以及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的确立有着密切关系。首先，基督教神学的博爱观念强调人神之间的超越世俗的爱，是一种灵爱，因而它对世俗的充满各种条件与限制的友爱不屑一顾，尽管友爱本身也包含着对高尚的追求；其次，友爱观念的缺失与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的确立更加分不开，以自由主义为首的现代政治哲学修改了人的自然，篡改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在自由主义者的笔下，人被描绘成一群仅仅为了自我保存而被捆绑在一起的“乌有乡”公民的集合体，政治伊始便包含了的德性原理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下，所有善的标准，好与坏的标准都被放到了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领域，友爱在这样的逻辑下自然不能幸免于难。现代政治中友爱的缺失，以及友爱观念中包含的善、德性、高贵等古典思想的缺失导致了属于全人类的灾难——现代性危机，在这一危机下，人性呈现“公民”和“市民”的自我分裂，社会日益布尔乔亚化。　　施特劳斯为现代性的批判提供了一个新视野，那就是西方古典思想。为了挽救人类政治文明，避免社会的布尔乔亚化，必须重新赋予友爱原应具有的公共意义，重新确立人们对善、德性、高贵的追求。亚里士多德以其审慎的、包容的政治哲学态度向我们阐明了友爱的政治伦理内涵，友爱既出自人的天性又包含了人最高的智性要求，它是在某种程度上出乎自然的，于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关涉人的德性和政治生活的德性活动。友爱的本质在于共同或平等，友爱是爱智和爱美善的，基于友爱，人的政治自然和理性自然得以共同实现。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古典式教诲对于现代人的重要启示便是：回归友爱。然而，友爱的塑造是一项巨大且复杂的工程，最大的障碍便在于政治友爱明显的界限和限制，人与公民的冲突永远不能勾销，政治友爱无法像私人的伦理友爱那样完满。但政治的德性原理要求政治友爱必须拥有一个伦理维度，因为，政治对于人的意义不仅是为了活着，还要活得更好，政治也渴望高贵。亚里士多德通过诉诸高贵，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与公民的冲突、哲学与城邦的冲突，在他那里，一个好人与一个好公民可以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