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全球银行监管经历着严格监管——放松监管的周期循环。每次放松监管之后必然带来一次银行危机发生,之后又再度实行严格监管;在危机的痛楚渐渐淡忘之后又开始新一轮放松监管,最终又再度引发金融危机。例如,这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在前几年放松金融监管、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为什么要对银行进行监管?怎样才能实现最优银行监管?在金融危机的当下,如何解答这些疑问成为理论界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通过对银行本质、银行挤兑及其传染效应的分析,提出了重新诠释银行监管产生原因的“银行挤兑系统风险说”;在此基础之上,以基于监管视角的最优银行风险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银行监管条件下的最优银行风险求解,提出利用部分投保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险存款比例指标对最优银行风险进行市场度量的政策主张,并就我国银行监管的完善提出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和存款人市场约束的改进设想。首先,对于为什么要对银行进行官方监管,需要从银行的本质谈起。银行中介制度发挥两个功能,一是银行存款业务具有流动性提供功能;二是银行贷款业务使银行成为存款者代理人的行使代理监督功能。银行中介制度使存款者和借款企业之间的“存款者→事前监督→企业”的市场监督机制转变为银行中介作为存款者代理人对借款企业进行监督,而存款者通过随时提款对银行进行约束的“存款者→事后监督→银行→事前监督→企业”的代理监督机制。这就产生一个由谁来“事前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同时,银行中介制度的存款者“事后监督”监督者安排隐含着银行挤兑及其传染效应的系统性风险。鉴于狭义银行、暂停兑现、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都不能从根本上防范银行挤兑系统风险,政府必然主动介入对银行进行“事前监督”。作为对银行的“事前监督”机制,银行监管通过“监管者→事前监督→银行→事前监督→企业”的官方监督机制弥补了银行中介制度代理监督机制缺乏对监管者“事前监督”的内在缺陷。由此,作者提出了重新诠释银行监管产生原因的“银行挤兑系统风险说”。其次,在确定银行监管的合理性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基于风险的最优银行监管。这就需要我们回答是否存在银行监管条件下的最优银行风险以及如何度量最优银行风险。作者将最优银行风险水平定义为监管当局介入监管后在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存款者收益和银行收益加权求和最大化条件下银行所承担的均衡风险。通过建立存款者与银行、银行与监管者之间的博弈模型求解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均衡风险。在求解出最优银行风险理论值之后,我们需要设计适当的制度来度量最优银行风险。根据“银行挤兑系统风险说”,银行监管的原因在于消除银行挤兑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最优银行风险的实现与消除银行挤兑系统风险目标密切相关。通过将全额赔付的部分投保存款保险引入银行监管,在存款保险制度中有限地恢复市场约束,可以实现消除银行挤兑传染效应和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目的。这样,保险存款比例就成了最优银行风险的市场度量指标。最后,作者结合中国实际揭示了我国正处于合规监管向资本监管的过渡期以及我国隐性存款保险不利于银行监管的现状,提出将存款保险制度和存款人市场约束引入银行监管以实现我国银行监管由资本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化的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我国建立部分投保的存款保险制度及其运行环境优化的具体设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