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兴起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乡村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同在的局面。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市场化元素源源不断地注入乡村，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村民们在交往中逐渐以法治化的契约互助取代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伦理型的道德互助；村民们挣脱小农经济固有的狭隘性和保守性的束缚，纷纷外出务工经商，表现出权利意识的空前觉醒。与之相适应，我国基层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法治文化建设的倡议，努力探索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样式和途径，为乡村依法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但对我国广袤的乡村来说，其法治文化建设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和现实课题，需要我们以务实的姿态认真思考和对待。虽然我国乡村依法治理机制在不断创新，但机制与平台的实效尚有待增强；在送法与迎法之间村民法律需求日益增多，但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供给却极不均衡；乡村场域正经历着一场宗法文化与法治文化此消彼长的较量，村组干部在调处纠纷时仍然表现出情理思维偏多，法治思维欠缺；传统的畏讼思想也妨碍了村民对法律的亲和。因此，在深刻洞见我国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症结的基础上，有必要立足乡土情景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树立规则意识塑造乡村法治权威；拓展和丰富与乡村相适应法治文化载体，优化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外部场域；以村民喜闻乐的方式导入送法下乡活动，增强提高村民法治意识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