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马克思哲学中，市民社会理论呈现出一条枢轴性质的线索，因而在创立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意义重大。本文以追寻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渊源为逻辑起点，着力探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生成、整体形象与历史意蕴等，旨在破解这一理论难题：市民社会何以成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哲学思考当以生活为依归，本文还追踪当代思想家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拓展和深化，最终切入当下，思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批判与建构之功。
市民社会理论的创生，源自欧洲深厚的思想积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生活，可视为市民社会的原始形式与理论雏形。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共同体及其内部成员追求至善生活的认识，以及有闲暇的中产阶级构成城邦主体的思想，奠定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西塞罗首次明确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意在从法律角度更加伸张城邦社会中文明的生活状况，突出城邦作为文明政治共同体的功能。中世纪后期，得益于经济复苏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兴起的商业城市为市民社会带来进步的社会力量，市民社会理论也随之从经院哲学与神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近代启蒙思想家与自然法学家那里，社会契约成为市民社会理论推演的前提，市民社会一般被理解为人类走出自然状态之后进入的政治社会。然而，由于受到笛卡尔开出的意识内在性哲学原则影响，他们都将内在的、独立的思维作为一切分析由以始发的依据，导致他们的市民社会理论也散发着浓郁的理智形而上学气息。黑格尔明确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既区别于以爱来维系的家庭关系，又区别于以理性精神维系的国家，而是代表着以需要和法律维系的社会关系状况。
黑格尔国家观中弥漫着“露骨的神秘主义”，遭到马克思的批判。自《博士论文》中探讨个体自由而树立精神追求起，经过《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及对宗教异化根源的质疑，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法哲学中国家理性的虚幻与谬误，指出国家的现实基础存在于市民社会，正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燃起国家之光。
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市民社会自身的异化，并洞悉到私有制是造成这一异化的根源。为克服市民社会中固有的异化，马克思在一定的现实社会关系中，树立了“现实的人”作为哲学批判的原则。然而，在马克思不同的语境与场合，市民社会具有不同所指。依据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大致从“资产阶级社会”、“交往形式”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这三个前后相承的层面上来展开的。(1)在“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略去词源学与翻译的影响不谈，资产阶级社会在当时的典型表现就是市民社会。针对人在资产阶级金钱统治下发生异化的现实，马克思以“市民社会”来指代“资产阶级社会”，意在将消除劳动异化与金钱统治，最终指向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2)在“交往形式”意义上，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进一步，马克思将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界定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上，从而形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3)“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意义，是马克思通过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获得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被马克思视为是全部历史的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中深入解剖市民社会，马克思揭示出蕴藏在市民社会中的矛盾和异化的事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异化劳动，造成人否定自由自觉的属性，导致人的存在和本质的疏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都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显露出来。资本和劳动在私有财产中的对立关系，决定了工人阶级必须克服异化，使感性生命实现向自身的复归。扬弃作为市民社会现实基础的私有财产，手段是依靠革命来彻底消除异化从而走向共产主义。在分析社会关系的物化基础上，马克思研究并阐述了人类发展历程的三大形态，为人类解放提出了历史任务。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即社会关系物化的同时，也为我们敞开了人的自由这一理论空间。在人的“感性的活动”这个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上，人们通过整个工业和商业生活中的物质交往来展开历史，而契约关系的规范，则是市民社会中人们据以遵守的信条。只有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和世俗基础启程，人们才能在历史的情境中通向自由。在市民社会中，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而历史才成为人的实践过程。通过人这个历史主体性的中介，市民社会最终成为“历史科学”的理论题域。
基于不同的时代境遇，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之后得到深入拓展。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定位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旨在激起无产阶级业已消沉的阶级意志，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开启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意蕴。哈贝马斯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为起点，将“公共领域”、“生活世界”等概念引入市民社会的讨论，意在反对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试图以交往理性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其他思想家的努力，如科恩和阿拉托的生活世界再建构、泰勒的自由自治的社会追求，以及望月清司的分工与交换的体系等思想，无不使市民社会的理论潮流荡开层层涟漪。在马克思之后的这些市民社会理论解释模式，不乏一定的思想洞见，但也存在着理论自身的限度，有的甚至已经溢出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思想边界。
依循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内核，思考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成为本研究最终的理论眷注。中国当前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现代性“症候”。立足自身境况，借鉴他山之石，我们所要追逐的现代性仍不能脱离市民社会这个“历史舞台”。中国当代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需要在市民社会对于社会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两个维度上同时推进。作为承载诸多历史任务的思想遗产，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仍关乎我们所操持的生活世界，也是我们反思或者建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一个理论切入。
倘若市民社会的中国本土化是一支交响曲，那么，其中尽管存在阴郁的历史气息、沉闷的反思曲调、悲观的潜在隐忧，但构成其主旋律的则是市民社会在推动我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巨大希望。正视市民社会在我国扎根发展有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并对之做出理性反思，我们仍然抱以乐观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在孕育利于市民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在市场经济为市民社会提供交往活动的物质基础上，民主政治成为市民社会生长的外部空间，而孕育在市民社会内部的市民美德，又将市民社会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眷注引向历史纵深。
市民社会理论的创生，源自欧洲深厚的思想积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生活，可视为市民社会的原始形式与理论雏形。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共同体及其内部成员追求至善生活的认识，以及有闲暇的中产阶级构成城邦主体的思想，奠定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西塞罗首次明确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意在从法律角度更加伸张城邦社会中文明的生活状况，突出城邦作为文明政治共同体的功能。中世纪后期，得益于经济复苏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兴起的商业城市为市民社会带来进步的社会力量，市民社会理论也随之从经院哲学与神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近代启蒙思想家与自然法学家那里，社会契约成为市民社会理论推演的前提，市民社会一般被理解为人类走出自然状态之后进入的政治社会。然而，由于受到笛卡尔开出的意识内在性哲学原则影响，他们都将内在的、独立的思维作为一切分析由以始发的依据，导致他们的市民社会理论也散发着浓郁的理智形而上学气息。黑格尔明确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既区别于以爱来维系的家庭关系，又区别于以理性精神维系的国家，而是代表着以需要和法律维系的社会关系状况。
黑格尔国家观中弥漫着“露骨的神秘主义”，遭到马克思的批判。自《博士论文》中探讨个体自由而树立精神追求起，经过《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及对宗教异化根源的质疑，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法哲学中国家理性的虚幻与谬误，指出国家的现实基础存在于市民社会，正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燃起国家之光。
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市民社会自身的异化，并洞悉到私有制是造成这一异化的根源。为克服市民社会中固有的异化，马克思在一定的现实社会关系中，树立了“现实的人”作为哲学批判的原则。然而，在马克思不同的语境与场合，市民社会具有不同所指。依据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大致从“资产阶级社会”、“交往形式”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这三个前后相承的层面上来展开的。(1)在“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略去词源学与翻译的影响不谈，资产阶级社会在当时的典型表现就是市民社会。针对人在资产阶级金钱统治下发生异化的现实，马克思以“市民社会”来指代“资产阶级社会”，意在将消除劳动异化与金钱统治，最终指向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2)在“交往形式”意义上，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进一步，马克思将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界定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上，从而形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3)“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意义，是马克思通过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获得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被马克思视为是全部历史的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中深入解剖市民社会，马克思揭示出蕴藏在市民社会中的矛盾和异化的事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异化劳动，造成人否定自由自觉的属性，导致人的存在和本质的疏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都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显露出来。资本和劳动在私有财产中的对立关系，决定了工人阶级必须克服异化，使感性生命实现向自身的复归。扬弃作为市民社会现实基础的私有财产，手段是依靠革命来彻底消除异化从而走向共产主义。在分析社会关系的物化基础上，马克思研究并阐述了人类发展历程的三大形态，为人类解放提出了历史任务。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即社会关系物化的同时，也为我们敞开了人的自由这一理论空间。在人的“感性的活动”这个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上，人们通过整个工业和商业生活中的物质交往来展开历史，而契约关系的规范，则是市民社会中人们据以遵守的信条。只有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和世俗基础启程，人们才能在历史的情境中通向自由。在市民社会中，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而历史才成为人的实践过程。通过人这个历史主体性的中介，市民社会最终成为“历史科学”的理论题域。
基于不同的时代境遇，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之后得到深入拓展。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定位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旨在激起无产阶级业已消沉的阶级意志，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开启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意蕴。哈贝马斯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为起点，将“公共领域”、“生活世界”等概念引入市民社会的讨论，意在反对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试图以交往理性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其他思想家的努力，如科恩和阿拉托的生活世界再建构、泰勒的自由自治的社会追求，以及望月清司的分工与交换的体系等思想，无不使市民社会的理论潮流荡开层层涟漪。在马克思之后的这些市民社会理论解释模式，不乏一定的思想洞见，但也存在着理论自身的限度，有的甚至已经溢出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思想边界。
依循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内核，思考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成为本研究最终的理论眷注。中国当前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现代性“症候”。立足自身境况，借鉴他山之石，我们所要追逐的现代性仍不能脱离市民社会这个“历史舞台”。中国当代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需要在市民社会对于社会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两个维度上同时推进。作为承载诸多历史任务的思想遗产，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仍关乎我们所操持的生活世界，也是我们反思或者建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一个理论切入。
倘若市民社会的中国本土化是一支交响曲，那么，其中尽管存在阴郁的历史气息、沉闷的反思曲调、悲观的潜在隐忧，但构成其主旋律的则是市民社会在推动我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巨大希望。正视市民社会在我国扎根发展有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并对之做出理性反思，我们仍然抱以乐观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在孕育利于市民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在市场经济为市民社会提供交往活动的物质基础上，民主政治成为市民社会生长的外部空间，而孕育在市民社会内部的市民美德，又将市民社会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眷注引向历史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