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论主要从制度视角来溯源过去农村、农户以及与两者生存发展有很大关联的宏观政策要素，试图发现这些要素制度性变迁的缘由。可以了解到的是，纵观中国农村的发展，国家一直把其视作是维系治理秩序的工具与手段。国家控制农村的做法是不断地从农村中征收徭役与租税，同时也寄望维持农户不贫不富的生存逻辑。这种从历史演进所得出的结论与发现奠定了审视中国国情之下农村问题的基础，也给各种宏观政策作用于农村提供了拟定政策前瞻性的参考。本文导论中还试图回溯既有经济发展的脉络，回顾了国家的前期发展战略。在论述国家发展战略中，注意到了国家效用函数的变化，这种变化伴随着垄断产权之下国家治理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认为中国农村消费、收入与金融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是被逐渐包容在改变后的国家效用函数里。在新的国家效用函数中，农村消费与收入的增长以及金融在此期间所要发挥的作用都是目前国家所倚重的，当然也成为论文研究的重点。　　涉及到消费，本文从第二章开始综述了各种消费函数与消费模型。伴随着经济在不断发展，各种事关消费的理论也层出不穷。学者们试图把诸多的经济变量与人们内心的心理观感嵌入到消费问题的分析中。不论是最容易被发现的收入要素，还是容易被忽略的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以及心理预期等因素，这些都反映了现代消费理论研究的不同着力点。本文试图把这些理论的要点予以归纳总结，并发现不同假设中所隐含的差异。可以说，这些假说基本勾勒出对消费问题的理解，但也重点注意到在这些充分肯定的要素中间到底有哪些能够适用于中国问题的分析以及它们的现实反馈。文章中列举了国内外学者在过去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不同的分析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也能通过这些研究的综述发现一些学者共同认可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为后续章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依据。应该说，论文尤其重视中国学者对农村消费、收入与金融发展的研究，这些植根于一线中国农户的真实研究成果让论文能够更好的提炼出许多关键的分析要素。　　本文第三章的内容讲述了中国农户行为的制度变迁与农村资金的现实环境。这一章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诠释开始说起，因为国家对农村与农户的关注由过去的忽视到如今的重视本身就潜藏着制度变迁的诱因。从长期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中国农户的行为大都趋向于一种基本生存的逻辑。也就是在国家治理理念的禁锢下，地域性局限所凸显出的无奈与尴尬下，中国农村依循的生产与生存方式都与西方略有不同。这种生存方式更多的是倾向于"道义小农"，因为农户所倚靠的生产资料有限，同时又生活在特定的圈层结构之下，有意但却无力地去企盼更高层级的生存模式。中国农户行为的特殊性日益明显:中国农户始终难以逃脱过密化的困扰，这就决定农户无法通过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拓展自我的生存空问，而国家对农户在地域上的流转也有着一定的限制，所以农户更多倚靠的就是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户与土地的长久链接构筑了过去中国农村发展的图景，也正是因为农户所受到的诸多限制，在农户寻求资金借助方面也就有着特定的融资顺序了。可以说，这种融资顺序一方面决定了农户融资更多的只是希望维持基本生活方式而没有其余更多的奢求。另一方面这样的融资顺序也对国家正规金融中介有着天然的排斥。自身资金的有限性和与金融中介无法互动的现实说明了启动农村消费的难处。另外，这一章中也讨论了中国非正规金融即民间金融的问题，在对民间金融的问题分析中通过制度性诠释以及今后的发展展望提出了一些可能性规整的建议。　　在第四章中，着重论述了国家意愿与农村消费性需求的收入保障。在文章中，论述了扮演国家主要意愿的财政政策所做出的一些变化。例如，在过去中国统治阶层一度非常倚靠的农业税问题。我国目前已经取消了农业税，这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制度变迁。分析了农业税取消的缘由，更从制度演进的视角来判断出这是国家对经济剩余的一种让渡。中国建国后的发展逻辑是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在这种战略的指引之下，更多农村与农户的诉求被暂时搁置。而在如今，这种通过农业来支撑工业化的发展逻辑有了些许变化:工业化进程已经让国家累积了足够的经济资源，国家从农村拿走的资源逐渐被归集为农村的经济剩余，而这样的经济剩余不断着力在城市与工业的结果是使得供给要远远大于需求。因此，此时国家的意识与理念逐渐对农村转向，因为农村的诸多生产资料与要素已经不断地显露出其的市场价值，农村的消费群体也成为消化工业化成果的新力量。怎样引动中国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并顺势带动其消费的欲望让国家在与农户的博弈格局中有了某种程度的妥协，这样的妥协就是国家适当释放出经济剩余。让利于民的政策是希望能够通过农户的行为把更多农村资源贡献给国民经济增长，同时增进工业与农业的互补关系、城市与农村的经济联接。其次文章分析了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考虑了农业补贴与农户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制度演进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过去人们所坚持的观念一农业弱质。本文认为农业并非天然就是弱质产业，造成这种弱质的现状中潜藏了某种制度的机理。农业弱质的深层制度解读是国家一直没有给下层机构以足够的经济自由与产权形式。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农业始终固守着为国家扮演维稳的角色而没有发展的逻辑。农业增长的绩效与资源配置的效率取决于国家的能力与偏好，农业中的要素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反馈出其的价值。在农业补贴中最显突出的就是粮食补贴，国家诸多的补贴基本都是围绕着农业最终产物一粮食来展开的。本章介绍了粮食直接补贴的内容，再通过所设定的模型发现粮食补贴的绩效，粮食补贴最后所形成的结果是实施粮食直补后，最终受惠的是粮食的消费者而不是粮食的生产者。实地调研中也印证了模型中所得出的结论。最后一节分析了财政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所起的作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是财政的一种职能，本文首先试图从农村制度变迁视角来审视农村公共产品发展脉络。从人民公社下狭窄的供给机制到改革开放初期意愿性供给来看，因为农户经济地位在相对提高，经济上的诉求不断反映在公共产品的改善上。当然，通过描述性的统计分析，也能发现我国现有财力下支撑农村公共产品的物力维艰。　　本文在第五章即考虑到了事关农户消费中最为至要的一种因素一收入，搜现有的农户消费与收入的数据，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量化描述。这种量化描述一定程度上依循了过去既有的消费函数与消费模型。首先进行的模型检验主要是从绝对收入的角度来考察，因为绝对收入只是考察当期收入与消费的配比，无从考虑到不同期限的消费决策。而后续的实证检验更多的是考虑到了不同消费时期，借鉴过去学者先验性的判断，把既有的消费数据进行细分，从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这两变量着手，分别探讨两者对消费的影响。　　本文的第六章则注重考察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增长的关系，简要回顾农户收入的现状与成因，并选取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从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的视角，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有滞后的表现，这也显示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需要提升。　　本文第七章主要论述的是当前金融制度、政策与农户消费的关系。基于以上章节的分析，认定了宏观政策要提高其在农村消费中的绩效似乎更应该首先注重中国农村的内生性。因此首先比较了内生性金融与外生性金融，由此来发现农村内生金融的优势。内生性金融与外生性金融之间的对比主要是反映在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贷往来。内生性金融自下而上地反映着农户的信贷诉求，而外生性金融只提供外在推动的意愿，却并不必然地表示经济增长的效率，还可能遭遇到经济拐点。其次在分析农户收入水平的现状以及农户借贷的心理中引入面子成本这一概念，并把这一概念推论到农户在出现资金头寸后的信贷选择上。农户的金融需求是其收入水平的函数，而农户的收入水平囊括了农户尊严、自信以及外在压力等诸多因素，也就是说农户的收入与面子成本有紧密联系。这里所说的面子成本是指的农户在施行某种金融行为的精神付出或损失。只有当农户面子成本足够大的时候，并且其资产存量能够获得外界认可时，同时也需要有国家层面上对私人产权的保护以及金融中介破除信用障碍和节省信息搜索成本等条件，农户消费才有发展的可能。　　另外，从考察金融供给方的运作来看。溯源过去的制度演进，能够发现中国过去的金融供给方更多的只是一种国家控制的工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货币化水平相对较低，低货币化水平可以让国家不必要腾挪出更多的精力来顾及通货膨胀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只要国家的控制成本小于因货币化带给国家的收益，国家就有固守在既有制度下的努力。只有当货币化水平深化到控制成本与收益数量出现消长时，国家才有更多改变性的选择。而此时，金融中介却承担了这一角色的扮演。过去的金融中介更多是国家借助其吸纳金融剩余的一种方式，通过金融中介的资金吸纳，国家无从担忧高货币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却又能获取到剩余的利益。应该说此时的金融中介并不具备向农村提供信贷的条件，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一章节的后两部分则从如今金融中介所面临的业务转型说起，论及了利率市场化与消费信贷的开展对农村消费的影响。　　第八章则是从以上章节中得出的结论提出改善农村消费的一系列宏观政策与措施，力图从多方面的配套措施来保证农户的消费真实释放。这些宏观政策包括了政府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以及农村公共产品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