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常州府所辖八邑之剧坛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论文主要选择了活跃在其中的四大活动主体(包括曲家群体、雅好戏曲之文士群体、女性群体、民众)作为主要的研究视角,紧密联系清代常州士风之于剧坛的渗透与影响,通过对文人群体的戏曲创作、家班活动、观剧狎伶、题咏评论,以及女性群体的戏曲接受与民间的演剧活动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并由此构筑清代常州剧坛的风貌特征。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重点研究曲家群体,下篇则以其他三大活动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清代常州共涌现出了54位戏曲家,虽具数量之多、成果之富、影响之著几大特点,却向来缺乏整体研究,因此论文通过上篇的一至三章按照历史演进的顺序,分为清初、清中期、近代三个相对独立的时段,对曲家群体的创作活动及时代特征展开研究。第一章以清初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其科举与党社身份、家族网络、亡国与游幕之创作情境、追思风流的创作观念进行探讨,指出明清之际以东林、复社为代表的士风沿习对常州戏曲创作的影响,并结合万树、郑瑜、嵇永仁的创作论述清初常州戏曲中“文”与“质”的此消彼长及趋于互融。第二章清中期曲家群体研究,关注曲家群体的结构性新变,武进、阳湖逐渐取代了清初时期的无锡、宜兴成为嘉道年间曲家群体最为集中的地域,而更趋细密的伦际关系、身份地位的急剧下降亦构成了该时期曲家群的结构特征。与之相应,曲家的心态与创作之特色亦主要体现在了苦闷心态与“写心”之作、循吏追求与“吟风”之曲、才子心性与游戏之笔上。在乾嘉时期学风、文风的影响下,戏曲观念也主要表现为雅与正。第三章近代曲家群体研究,结合咸同年间江南社会局势与士人心态,指出经世思潮同为常州士风与曲风的重要构成理念,通过职业慈善家余治具有典型意义的戏曲活动,尤其是《庶几堂今乐》中孕育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戏剧”之雏形,重新确定余治在近代戏曲史中的地位与价值。继余治之后,光宣年间活跃于上海报业中,并有数位身兼兴中会、南社成员的常州曲家群体则顺利完成了由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他们积极提升戏曲载道的时代蕴藉,在创作中倾入启蒙与革命的进步思潮,既推动了历史发展也延续了士文化之于戏曲创作的积极影响。下篇分别以雅好戏曲之文士群体、女性群体、民众为研究对象。第四章以曲家之外的涉猎戏曲活动之文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透过刘嗣绾一生的观剧、咏剧管窥文人在戏曲活动中寄寓的情感与精神慰藉。以赵翼、赵怀玉、洪亮吉为代表的文士的戏曲题咏不仅对清代戏曲生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勾勒,更形成了丰富多姿的曲学观念。通过分析以陈维崧、庄培因、邹一桂等为代表的狎伶文士之事迹与心态,指出文士狎伶文化具有亦雅亦俗、亦正亦邪,及狂欢与忏悔相交织的复杂性。依托于文士阶层的崛起,常州地区家班活动亦蔚然成风,成为常州士风的另类表达。第五章女性群体的戏曲接受研究,指出常州女性的文学与戏曲观念与其他江南地域女性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自觉主动地接受来自男性主流话语的影响,努力趋附于正统价值观。而女性戏曲接受的“越界”之举,正可作为士风之于常州剧坛影响的一则实例。第六章民间演剧活动的概况研究,由当前常州、无锡留存的清代古戏台群落,及戏曲碑刻、史地文献、诗文记载等文物、文献,勾勒清代常州民间戏曲活动之繁盛局面,认为以富庶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常州社会,至民初方才兴起文化消费之风,故而较之上海、苏州等都市更为封闭,而古风遗韵亦得以更完全地留存。官方与乡绅势力在庙宇、戏台的修缮、维护中既发挥作用,正统观念亦随之渗入民间,而昆曲则直至清末仍盛演于常州民间,并成为“常锡文戏”——锡剧的艺术源泉之一,实现了文士阶层审美习惯自上而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