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是受刑人的符合刑法所设定的特定条件的再次犯罪。累犯制度作为矫正、预防与控制累犯的应对之策，应当探寻累犯制度的法理根据，体现刑事一体化思想与我国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宗旨，累犯问题需要综合治理、区别对待。为此，累犯制度需要注重刑罚制度内部的衔接，即在关注包括累犯成立条件和处罚累犯在内的量刑制度的同时，也须关注矫正受刑人、预防累犯和矫正、预防累犯再犯的行刑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出狱人社会保护制度，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累犯制度体系。以刑事政策和刑事一体化观念为视角，强调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累犯制度体系，而并非只考虑对累犯进行罚的量刑制度，这是本文与以往累犯制度研究的最大不同，也正是本文力图在累犯制度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和贡献之所在。　　 本文共分为五章，即第一章“累犯制度的历史考察”；第二章“累犯制度之法理根据”；第三章“累犯制度及其刑事政策”；第四章“累犯制度的司法适用”；第五章“累犯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第一章共三节，主要是从古今中外累犯制度的历史变迁来考察累犯制度的发展演变趋势。首先探悉国外累犯制度的演进趋势，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累犯制度的简要介绍可以看出，累犯制度的演变体现出如下特征：　　 1.从混沌一体到近似概念的澄清；2.从特殊累犯到普通累犯和混合累犯的逐步完善；3.从行为中心论到行为人中心论再到二者的融合；4.从刑罚万能到刑罚有限；5.从残酷报复到刑罚人道。其次考察我国累犯制度自古至今的变迁史。进而对中外累犯制度作进一步的分析比较发现，我国的累犯制度与西方两大法系的累犯制度表现出的共同发展趋势为：(1)从朴素的报应观到公正合理的惩罚观；(2)从残酷的报复性到理性的矫正与惩罚相结合；(3)处罚范围的渐趋合理性。随后提出我国累犯制度的完善趋势是吸取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以及新社会防卫运动各自的思想精华——人权保障、社会保护、公平正义、矫正与惩罚犯罪人，预防累犯，使犯罪人顺利复归社会。　　 第二章共四节，主要论述累犯制度的法理根据，内容包括“累犯制度与刑罚本质”、“累犯制度与刑罚目的”、“累犯制度与刑罚价值”、“累犯制度与刑罚功能”。累犯制度的法理根据是累犯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正当化根据，包括刑罚的本质、目的、价值和功能等要素。刑罚本质的内容包括人性本质、权力本质和法律本质。累犯制度作为刑罚制度的子制度，其人性本质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累犯的人身危险性，累犯的人身危险性体现在累犯制度的各个不同层面。累犯制度之权力本质也同样渗透到了累犯制度的各个层面。累犯制度之法律本质主要涉及到累犯制度中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累犯圈的大小；二是在累犯的法律后果即对累犯的处罚原则上。刑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预防犯罪包括两个方面，即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具体到累犯制度而言，刑罚目的也同样是预防犯罪，即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但累犯制度中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应当优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秩序、人道、公正、效益是包括累犯制度在内的现代刑罚制度的四大价值形态，累犯制度的秩序价值在于保护社会，累犯制度的人价值在于优先考虑矫正犯罪人的价值，如果说刑罚目的是刑罚的初始价值，么刑罚的人道价值就是刑罚目的的上位价值，而且它也是刑罚秩序价值的上价值——刑罚的核心和最高价值。矫正犯罪人，使犯罪人不再成为累犯甚至再犯罪、顺利复归社会是累犯制度的首要价值，保护社会是附随结果，二者能本末倒置。累犯制度的公正价值就是衡量秩序价值是否符合人道价值要求的尺度价值。市场经济的效益观反映在刑罚观念上，那就是刑罚的效益观。累犯率的高低，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刑罚效益价值优劣的重要标尺。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刑罚效益不佳：刑罚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刑罚资源的投入极大化，但是立法者主观上预期的效果和收益却无法较大程度地实现。刑罚功能可概括为矫正、惩罚、衡平、警示四大功能，刑罚功能必须反映刑罚本质、体现刑罚价值、符合刑罚目的，才可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相对于累犯而言，笔者认为累犯制度的刑罚功能依次应当是矫正、惩罚、衡平与警示。矫正功能居于累犯制度的刑罚功能之首是由累犯制度的人性本质、人道价值与公正价值及特殊预防目的、效益价值共同决定的。根据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累犯制度的法理根据应当是矫正优先，兼顾惩罚犯罪人与保护社会。　　 第三章共三节，主要探讨累犯制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内容分别为“累犯制度的现实考察”、“累犯刑事政策比较”和“我国累犯制度体系及其刑事政策”。考察累犯刑事政策离不开对累犯现实状况的考察，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社会转型期开始，犯罪率、累犯率一直处于增高态势。累犯的原因是一个多元的综合系统，既包括社会的因素又包括个人的条件，而社会原因则具有决定性意义。考察我国的累犯刑事政策，也同样离不开对国外累犯刑事政策的考量。相对于美国三振出局的累犯刑事政策，德国取消刑法中对累犯加重处罚的规定而采取保安处分的措施的刑事政策较为理性，但是，结合必要的从重惩罚、着重于累犯矫正的刑罚制度、建立和完善行刑制度和出狱人保护制度的累犯刑事政策才是应有的方向。从累犯制度与我国综合治理基本刑事政策的关系来看，应当以对犯罪者的矫正与顺利复归社会为核心，累犯制度创新的重点应当结合量刑制度，从行刑制度的完善如开放刑的实施和受刑人处遇制度如保护观察及出狱人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入手，着重考虑受刑人的未来，对于极少数人身危险性较为严重的常习性累犯，一方面考虑量刑制度上相应的从重处罚，另一方面在行刑制度上考虑相应的严格的监管制度；再者，在综合治理中，应当充分考虑发挥国家治理与市民社会治理的合力作用。从累犯制度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来看，累犯并非人身危险性当然的同义语或代名词；对累犯同样应当以刑罚个别化原则区别对待。累犯制度作为一项具体刑事政策的法律化，与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呼应，我国应当建立起惩治累犯的量刑制度、预防累犯和预防累犯再犯的行刑制度以及出狱人保护制度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累犯制度体系。　　 第四章共两节，包括“累犯的司法认定”和“累犯裁量中疑难问题”两部分。在累犯的司法认定中，探讨了累犯与再犯、累犯与惯犯的区别、累犯的溯及力问题，重点是累犯认定的司法流程问题。正确的累犯认定的流程应当是：裁判后罪一确定刑度一是否构成累犯、从重处罚一宣布处断刑。累犯裁量中疑难问题：(1)累犯应否作为盗窃罪的加重情节，有关司法解释将累犯作为盗窃罪的加重情节，属于以司法解释突破立法规定，侵犯了行为人的人权。(2)司法实践中，累犯与数罪并罚会出现竞合适用的情况，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要求以及刑罚公正价值的要求，只能先对数个后罪分别照常量刑，然后在数个后罪中找出那个符合累犯条件、量刑最重的犯罪认定犯罪人成立一个累犯，在这个犯罪相应的量刑幅度中从重处罚，然后再与其他数罪以数罪并罚的原则合并处罚。(3)判决生效后发现为累犯的处置，从现行法律规定的实然角度来看，在所认定之罪的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是没有问题的；从应然角度来看，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为指导，确立对判决生效后才发现的累犯不再从重处罚的规定。　　 第五章共三节，主要探讨累犯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内容分别为“累犯量刑制度的完善”、“行刑制度的立法完善”、“出狱人保护制度的构建’’。关于累犯量刑制度的研究，从整体上来说已经相当成熟，本文仅对其中某些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是普通累犯的立法完善问题，目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普通累犯成立条件的主体问题上。对于累犯主体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未成年人是否应当成立累犯；单位可否构成累犯。对于这两个问题，本文均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其次是特殊累犯的立法完善问题，应当适当扩张特殊累犯的成立范围，可以保留现有特殊累犯的立法模式，即保留其成立条件中的时间条件与刑度条件，增加前后罪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恐怖活动罪这两类罪。再次是处罚原则的立法完善，普通累犯可以从重处罚，常习累犯和特殊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在行刑制度的立法完善方面，鉴于累犯中前犯刑期短的容易再犯和大多数累犯是二次犯的事实，破除累犯中的二次犯的第二次犯罪结构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把行刑制度的立法完善分为初犯人行刑制度的立法完善、累犯行刑制度的立法完善和保护观察制度的借鉴与非监禁刑的完善三个方面。在出狱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方面，介绍了出狱人保护制度的发展概况；出狱人保护制度的功能在于：(1)国家和社会责任的体现——帮助出狱人适应社会，防止其成为累犯或者再犯；(2)对出狱人的保护是行刑社会化的合理延伸，也是对社会的自我保护；指出我国安置帮教政策的产生、发展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我国出狱人保护制度的完善途径：(1)明确出狱人保护的目标，与行刑社会化的目标协同一致；(2)制定出狱人保护法；(3)完善出狱人保护的机构与组织体系；(4)建立完善前科消灭制度。